股票操作学: 台湾股票市场介绍|台股的发展历史
自1985年,台湾股市再一次从底谷(636.02点)苏醒,到1986年上旬即曾突破1000点整数大关。不过1986年一整年还是在1000点附近盘旋。主要原因是台湾股市还未能接受1000点指数的价位。从技术分析的观点,加上基本因素具有的条件;台湾股市在W形颈线区域整理了五个月之后,终于在1987年3月往上突破,到了同年10月1日,股价指数创下4673.14点的新高峰记录。但是自从股价指数有效地突破1000点,并从6月到9月底这三个月期间,股价天天大幅上扬,三个月指数大涨3500多点,引起了不去研究股市为何会大涨原因的一些“卫道士”,包括所谓的专家学者,大肆抨击,大声疾呼主管单位应平抑股价,以免股市崩盘后,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中以台湾中国输出入银行副总经理兼证券管理委员会顾问的余雪明的谈话最为荒谬。他在台湾股市突破1600点,大约是1987年4月23日那天,接受台湾电视公司记者访问,公然宣称:“台湾股市某种程度的跌是不可避免的,也许10%,也许20%,现在的一般的说法大概不会超过300点。”在这以前,余氏即曾在报纸上发表“台湾股市已涨到相当高点,再涨就不合理了”等言论。余先生说此话时,台湾股价指数约在1650点附近。这位号称金融专家,又兼具证券管理委员会高级官员身份的知名人士,对股市外行程度到如此,可见当时台湾股市迈向高股价的行程中,遭受来自当局及一些吃不到葡萄者的打击是多么地自然与严重了。 查阅欧美日等先进国家股票市场的历史,再也找不到像台湾股市那样,经常被当局横加干涉,打压行情的惨死例子,可是台湾股市犹如先天极好的青少年,虽然被抚养人虐待,却无法阻止它的成长,每经过一次严重的打击,往往接着就是一段勇往直前的大行情。 这种情况自1987年到1990年这四年,最为明显。通常当局干涉手段有: ①证管会发出类似警告,或采取所谓一连串降温措施。 ②“财政部”方面发表打击行情的谈话或措施。 ③“行政院”方面发表政策性的措施。 ④经常暗中召集证券商或有关人士,告之冷却股市的决定。 此外,报章上也会经常出现一些言论,来压抑股市。笔者自从首先预言“台湾高股价时代来临”,及将台湾三商银推介给台湾投资人之后,曾遭受台湾某报团属下的报纸社论及记者撰专文的攻击,指责笔者妖言惑众,配合做手炒作行情。但这些言论都被不断上涨的行情所淹没,并且受到广大投资人激烈的抨击。 这段时间由于当局施压,造成股市暴跌的情形,有以下两桩: ①1987年10月3日(星期六),主管台湾内部安全的调查局派调查人员到主要的证券公司,开始是站在证券公司柜台,或前往公司负责人办公处所。接着就是向证券公司要人,一些副总经理与营业员,被“请”到调查局内问话。问话的内容几近威胁,当然这些执法之士是“懂法的”,表面上讲的话很客气,但是意思很明白,即行情不能再涨上去。而调查局台北处的官员,在答复报社记者询问为何要调查此问题时,居然公司宣称:“股价太高了!”。利用情治人员打击股市,台湾可创下了世界股市纪录。当时“行政院长”俞国华在9月29日答复立法委员询问时表示:“股票市场是民间买卖行为,政府不能干预”。台湾股民一听乐了,于是加码买进。哪晓得四天以后,“行政院”授意调查局,干出创世界股市纪录的“伟举”来。投资人损失惨重,令人痛心。 股市经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冲击,股价指数自4673.14点,一路下滑至2297.84点,足足大跌了三个月,跌幅高达50.83%,惨极了。可是股市的大户与重要做手们,却因情治人员在行动前数日即以半通知半警告的方式,暗示会有行动,做手大户应卖股票。这些做手一听当然如奉圣旨,并连声称谢,以感恩的心情,将股票抛出。这也是为何股市气氛因俞院长不干涉股市谈话而炽烈的行情在10月2日就跌128.14点的原因了。 笔者当时主持两份证券周刊和正声广播公司证券行情节目,本着为民喉舌之职责,抨击了这项打击股市行情的错误。为此笔者也付出了停止在节目中分析股市的代价。一天上午,正声公司杜总经理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笔者“上面”对广播的内容非常重视,而且给予正声公司很大的压力,希望笔者体谅其情,暂时停止在节目中分析股市,让节目主持人播报每日行情,等风波过去后再恢复。 杜总经理对笔者一直很器重,当年(1978年)是杜总要开辟证券节目,从而使笔者全身投入证券市场,并以分析股市为主要工作。十年来已稍有成绩,且收获不少,这些可以说是杜总所赐。以当时台湾股市投资人对主管当局之不满,笔者完全可以不理会公司受到有关机关压力,而公开内情。但是笔者不忍为杜总带来更多麻烦,甚至影响他的位子,同时考虑到大局的安定,忍耐了下来。 我突然不在节目中分析股市,接到很多电话与来信,很多听众猜测一定是被“禁播”了,有的甚至要去抗议。读者黄世明来函就问到此事:“近几次没在午间听到您的声音,是否夫子‘吾今不言矣’?我想除了‘有关方面’关说之外,就是认为当前蠢才当道!”他鼓励笔者办的《证券行情杂志》:“本人从股价指数900点,买到2500点,开始订阅贵刊。贵刊在张社长主持下,以读者为重,不见风使舵,以事实、学理为据。故本人遵从贵刊言论,乃为此文表示支持与加油。希望一秉书生讲真话之首先勇气,批评那些损害股市的人及假学者。财政、股市之问题,需政策来配合,在政策不公,假学者妖言惑众之余,贵刊起拨乱反正之效,又岂只是纯证券刊物而已!” 也因为有了投资人、读者、听众的支持,笔者报导真相的意志能坚持到底。据了解,当时“行政院”有位参议主办这个案子,调查笔者思想是否有问题,以及“攻击政府“的动机,想给笔者戴顶帽子来治罪。所幸那里台湾政局已经不容许这种坑人举动了,再加上有千万投资人的支持,案子不了了之。如果在1970年以前发生这种事,笔者肯定会坐牢吃老米饭的。 ②1988年证券交易所得税风波是情治人员打压股市风波后的一年,台湾股市又遭受了另一次空前的大灾难,再为台湾股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 1988年9月24日中午,刚接任“财政部长”不过三个月的郭婉容女士,举行记者会,宣布了重要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的规定。这是在中秋节前一天的大噩耗,引起了台湾社会很大的动荡。因为到那年止,台湾股票族人口“包含其家属在内)应已逾700人,股票族已深入政界、公务人员、工商、教育、司法、行政、民意代表等各阶层。各行各业中连菜场的菜贩、路边书摊主、计程车司机等都加入股市。在马路上、餐厅中、电影院、百货公司、公交车上、高尔夫球场上……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论股票,可以说台湾已成为“全民皆股”的地步。 跟前一年“行政院长”俞国华在立法院答复立法委员询问时宣称不干涉股市一样,郭婉容在9月24日宣布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之前数日,以同样的口语表示“不干预股市”,结果却使出最下下策,开征不但是劣税,也是很难稽征的证所税,为台湾股市与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动源。 笔者曾在台湾任财经记者近20年,比较了解证券交易所得税稽征上的困难。因为“财政部”在1970年初曾施行过,不过一年又匆匆停征,其原因就是税务材料取得不易,而且纳税义务人可以循很多途径,跟税务单位玩花样。换句话说,开征证所税要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包括完善的个人财税资讯系统,以及周全的财税法令规章。如美国、加拿大等先进国家,国民的收入管道上,均已全面建立档案,从电脑中的个人资料中,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其收入与资金的流向。除非是“合法节税”,否则是不太可能逃漏所得的。一旦被财税单位发现,那就很麻烦了。但是在台湾,当时财税单位不要说建立“全民税务资讯网”,就是已经在各证券公司开户买卖股票的三百多万人,也尚未建立电脑档案。而上任刚三个月的郭婉容为了保密,在决策之前并未与财税实务人员详研征税的各种问题,就匆忙宣布。我们研究她之所以匆忙宣布开征证所税的原因,不是她口口声声的“赋税公平,买卖股票赚的钱,怎么可以不交税”?其真正的意思是借开征证所税来达到压制股市的目的。 在9月24日(星期六)台湾股市收盘指数是8789.78点,那一周内,股价指数就劲扬862.4点,高达10.9%,每日成交总值也继续刷新,曾有突破700亿元新台币的纪录,以当时新台币与美金的汇率,约为20亿元美金。前一年以情治人员打击股市时,股价指数4673.14点,而1988年9月24日股价指数已达8788.78点,几乎又涨了一倍,主政者听了一些所谓专家的危言,决定再一次冷却股市。可是情治单位已经不能再插手了,唯一能立即将股市打下来的办法,只有开征证所税。于是乎“行政院”和财政部门忘记了前一年股市大跌造成的莫大损失,又一次作了轻率的决定。这一次对政府形象的打击是空前的。因为利用情治人员去干预股市,不是很公开的决策与行动,还可以用其他理由搪塞。这一次是三岁小孩皆知的决策背景,造成的民怨其影响极为深远。 在那个时候笔者主持的三个证券专业分析媒体——每周六出版的《证券行情杂志》、每周三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及每周一至六每天中午1时15分至1时30分在正声广播公司播出的“证券行情节目”,可以说用尽了“口诛笔伐”的舆论功能。这一次连续不断地为台湾投资人仅益所作的报导、分析与评论,笔锋比前一次更利,为此我们还请了律师来应付可能会有的反应。不过自始至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这一类的反应;相应地,投资大众对我们不畏强势,奋战到底的决心与行动给予了支持与赞扬。 当时我们就将要开片证交所得税的内幕一一报导,并明白指出真正主导开征证所税者,不是“行政院”,而是更上层决策者。俞国华是表面上的决策者。在案发后的“立法院”院会中,每当立法委员强烈指责开征证所税的错误,要俞国华答复时,俞都让郭婉容出面,自己刚退避三舍。由此可见真正的主导者是谁。 这一次股市发生的风暴,因为当局处理不当,在电视及记者会上展露了很恶劣的一面,使主政者形象大坏,造成了在政治上的一大挫败。从郭婉容在9月24日(星期六)宣布自1989年开征证所税后,自下周股市交易日起,台湾股市连续有18个无量交易日,每日成交值自700亿元,暴跌至平均10亿元左右(最低者只有1.32亿元)这种空前的大崩盘,对台湾投资人损害极大。投资人纷纷走上街头,到处请愿。所幸当时的反对党并没利用此情事来扩大乱象,否则情况还要糟。不过在这次证所税风波上,逼得主政者手忙脚乱,从李登辉与俞国华的谈话中,可以窥得主政者对台湾股市的心态及突然实施证所税的原因。 ——10月21日李登辉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在“中常会”中,对股市连续18个交易天无量大挫的情况,居然宣称“要造个大利多,要银行集中力量返入市场,大约3、5百亿,一定会有显著的效果……”一个主政者,一党之领导,在重要的会议上讨论数以百万人陷入水深火热的事情,研究如何挽救资本市场这重大事情,居然以股市做手的口吻,轻松玩笑谈论,令人匪夷所思。 ——俞国华在国民党“中常会”中,反对“中常委”李焕要求郭婉容到“中常会”报告开征证所税的原因及经过,并宣称“股市狂飙,本来就是不正常理角,若狂飙到1万2千点,到时候猛跌,投资人受害更加严重。政府必须采取行动,遏阻狂飙,更何况赚钱课税更是应该的事……”。俞国华不小心说出“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这句话,等于给郭婉容揭底,因为郭氏曾口口声声说“政府开征证所税不是行政干预”。主政者公然欺骗老百姓,政府公信力扫地,投资人大专喧嚷俞、郭下台,台湾当局的形象空前大败坏。 在连续18个交易日大崩盘之中,大多数股票鲜有成交,股市9点一开盘就亮起“跌停板”灯号(所谓停板是规定每日股票上涨或下跌的限度,一般情况是5%额度之内,目前台湾已将幅度放宽为7%),各证券公司从人山人海,变成冷冷清清。9月24日股价指数为8789.78点,连续18个交易天的无量下跌,再加上反弹之前一日虽跌76.86点,跌幅高达37%。主政者从未见到这种疯狂的崩盘大挫情形。愤怒的投资人走向街头,社会不安的气氛日渐膨胀,国民党高层也对“财政部”如此草率不负责的决策有意见,再加上群众在连日请愿不果的情形下,逐渐将矛头移向更高层。在这种情形下,来自最高层的指示,向“财政部”转至证券管理委员会,最后落到台湾证券交易所总经理赵孝风身上。10月22日(星期六)一早,赵孝风以台湾证券市场管理人的身份,在台北市来来饭店邀请了台湾股市知名做手雷某、亚聚陈、小沈、阿布拉、小邱、翁姓大姐头等(均为做手的外号)吃早餐。前一天风声已传出去,所以这些做手及主管方面,都已暗中买进,因为连续18个交易日无量下挫后,10月21日,也就是这些做手聚会的前一天,股市成交量由10月20日的4.3亿元,大增为187.3亿元,虽然当天也跌,但已由前一天的跌155.19点,减为跌76.86点。店家个数字的的确确、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交易所或者财政部有关方面,事先已将消息通知各做手,让做手及知情者在低档先吃货,同时让股市在技术面出现有转机的趋势,以便制造反弹的气氛与声势。 10月22日上午一开盘,因绝大多数投资人都不知情,所以仍然在抢卖,股价指数最低跌至5602.47点,但随即传出交易所总经理赵孝风跟做手在某某饭店聚会,研商将股市搞上去的消息。当然这个消息是做手通过各个证券公司传出去的。做手在放出风声之同时,也大肆在证券公司公然大量买进股票。这种搞法虽然跟进买入股票量不多,但是已达到阻止卖出的目的。因为套牢的投资人经过连续19天的大跌,已经心惊胆跳,大家都怕得要死,就算传出做手联手买进的消息,也不敢跟进,深怕再套牢。所以买进意愿不强,惊慌的投资大众因做手与大户买进,产生观望的心理。有的人等待反弹后再卖,有的人想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情况真的已变,再考虑加码买进。 股市因“政府做多”,当局要行情上去,出现了止跌反弹的走势。广大的股市投资人犹如一盘散沙,在股市不再无量下跌后,就像一个宿命论者,自认倒霉,不再继续抗议证所税的施行了。 这一段反弹行情持续了一个月。股价指数从10月21日的5615.33点,弹升至11月22日的7485.97点,计上升1870.64点,幅度约为21.2%,等于整理大跌幅的三分之二。但是因为这是重跌之后的反弹,上档待卖的额子没有消化;再加上已碰上已碰上7600点技术面的上涨压力带,而做手们个个精灵,在投资人看好之际纷纷获利了结,在股市再创下700亿元的大成交量,也就是散户跟进者众多之际,因做手的拔档,股市自11月23日开始再反转,经过7个交易天的运作,形成小M头后,再度下挫。这一次下挫不但跌破了上次5615.33点的低点,使散户损失更加惨重。因为前次无量大跌,大家手中的股票都卖不掉,没有卖在帐面上损失不大。但这一段1870.64点的反弹,起初散户不敢跟,等到大家都看好跟进后,大势反转。很多投资人又纷纷在低档杀出。因为股市已跌破前次的低点,技术面大坏。一般报章也不看好后股市,市场迷漫一片“低气压”,逼使散户害怕而忍痛杀出持股。这一波下跌,股价指数最低跌到1989年1月5日的4873.18点。 这一段“证券交易税风波”,因为主政者错误的决策,不遵守“经济问题应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的基本原则,仍延用“人治”的手段来达到施政的目的,尤其是运用市场做手来为主政者解围,为台湾政坛及股市留下了永不消除的劣迹。因为利用做手将股市搞上去,等于警察当局叫黑社会不法分子来维持社会治安一样,荒谬透顶。台湾过去40年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有可观的绩效,但也留下了不少笑话,透析出主政者在处理重大股市政策问题时,在理论及实务上的肤浅,技术上的低劣。而相关单位与不法分子联手在股市敛材,形成了台湾股市文化极重要的一环。美国华尔街日报在70年代曾批评讽刺台湾股市是“吃人的市场”,实不为过也! 那段当局让做手出来搞的行情,笔者一直未鼓励读者与听众投入,要投资人冷静,宜逢高减少手中持股。果不然,做手与有关方面在获得了暴利纷纷卖出之后,股市立即反转直下,而且跌破了前次18个无量交易那段行情的最低点。那时正好是阳历年尾,我们的刊物开始建议投资人在5000点上下,逢低选择我们研究的潜力股,作中长期的操作。笔者的“一周股市”专栏在1989年元旦特刊中,就作上述建议,并指出未来的一年台湾股市有能力向7000点叩关。但是1989年新春一开盘,股市大势仍然欠佳,在反弹三天后,复又下跌,但是笔者仍在专栏与广播节目中建议投资人选择我们推介的股票作中长期持有,并且把手中的股票抱到上市公司去办理过户,不要抢短线,以免浪费免税额。果不然从1989年元月6日起,股市真正地自前次证所税造成的阴影中挣脱,迈向台湾四年多头市场最后一段,也是最剧烈、疯狂的大多头行情。 台湾股市的整理时期(1989~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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