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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为什么出版古书一定要印成繁体字并排成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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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重的是书,书上写的是语言,而语言的可贵在于所表达的意义有所指向,对于普通的现代大众,何必将字体形式搞得那么复杂? |
保持原貌,以及避免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 而且有时候,仅仅是繁体竖排都不一定能保证对,必要的时候甚至还得是影印本,整理都不整理,直接将原书按照片的样式复制印刷才能保证准确度。 我前段时候做洪武三十年明朝分道地图,一开始用的是中华书局简体横排的《明史》,《地理志》江西建昌府广昌县条“西南有秀岭、南有泉镇二巡检司”,我心说不对啊,“泉镇”这个地名有点儿陌生,而且记得六年前我做明朝行政地图集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地名的。赶紧去翻中华书局繁体竖排的《明史》,发现原文还真就是“泉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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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告诉我,这事不对,十分甚至九分的不对。于是我去翻了一下万斯同的《明史稿》,为什么翻这个呢,因为《明史稿》是影印抄本,于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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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对嘛! 强如《中华书局》,即便是繁体竖排都不能保证这事能完全没问题,就更不要说简体横排了。竖排改横排还好说,除了其他答主说的“今谨录其名氏官籍于左”变成了“于下”,整体问题不大,可繁体改成简体有时候问题就大了,毕竟简体字当时是有一部分不同字意的不同文字简化成了同一个字,就好比浙江慈溪县,《明史·地理志》有这么一句,要是用简体字是这样:慈溪,府西北。元曰慈溪,永乐十六年改“溪”为“溪”。 你能看出来是咋回事么?但是繁体字原文一看就明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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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去看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部分浙江图,这里标注的就是“慈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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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得变通啊。 |
古籍出版时保持原貌,使用繁体字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比如啊,就拿古书中最常见的通假字来说吧。“同音相借”的通假字实际上非常重要,它是在出现新事物之后,当时的人们利用现有词汇无法表达此事物时,灵活使用旧词汇才出现的现象。你如果一律强改,整齐划一倒是做到了,但这种变化的痕迹在古书上就消失了,时间长了,后人就无法理解这种变化了,历史的信息也就被你抹去了。举个例子吧,比如“装裱书画”的“裱”字,其出现非常晚,最早不会早过北宋。之前用的是“褾”字,其本意是袖子或衣领的外边,是衣服上的一种装饰。唐朝时才出现裱画这个技艺,之前没有,属于新事物,于是人们就借用“褾”字来表义。装褾本意就是给画心的四周镶边,是个名词。可后来词义转化,变成动词了,就创造出了“裱”字。你如果强改古籍,将唐朝文献中出现的“褾”都改为“裱”,这种词义变化就消失了,破坏了原有的历史信息。这也是为什么专业的古籍出版都是要用繁体字,而且尽量保持原貌的原因。 |
来简单举几个栗子。 正如其他答主所言,古籍从影印本的繁体竖排到可供大众阅读的简体横排的过程中,信息的准确度是在不断降低的。其中讹误的出现可能是由于影印技术的不完善,也可能是由点校者的一些“人为失误”造成。前者当然无法避免,而后者我们应当努力减少。 比如说,清朝有个诗人叫黄景仁,他写的一组《感旧》诗非常有名,一共四首,在这里只摘出其四: 从此音尘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烟。泪添吴苑三更雨,恨惹邮亭一夜眠。 讵有青鸟缄别句,聊将锦瑟记流年。他时脱便微之过,百转千回只自怜。 如果有了解过一些格律,应该很容易看出:全诗作为七律只有鸟字出律,鸟那个地方应当是一个平声字。进而可以猜想,这里出现讹误的可能性很大。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4148&remap=gb在“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里面搜《两当轩集》的影印本,这个字找出来是长这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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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鳥 乌---->烏)。。。这能看出来个鬼啊(/#-_-)/︵┻━┻ 作为对比,只好分别再找出这个文档里的“鸟”字和“乌”字(左边是“讵有鸟雀来空庭”,右边是“至者乌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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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面一对比,便可推断此处应是“乌”字无疑。 顺便拍了张手头一本上古出版的《两当轩集》,里面同样错印为“青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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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栗子就不那么费眼了,是一个朋友发在群里的,容我无耻地盗过来。阮大铖的《咏怀堂诗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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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下来发现后半段,尤其“寸寸皮尔曹”压根不是人话,韵也压得乱七八糟。正确的点法应该是这样: 扬州十万户,掘土为朝餐,太守闻之伤心肝。寸寸土,寸寸皮,尔曹乏食攘我为? 平水韵里面餐、肝同属十四寒,皮、为都在四支。改过之后,这几句就读着舒服多了。 所以哪怕是看起来不那么友好的点校过的“繁体字竖排”版本,相较于影印版也可能已经有些舛误了。在这个基础上出版简体横排,一些小错误只会越积越多(比如丧心病狂的“讵有青马缄别句”,网上一搜一大把……) 这些错误能被找出来,原因仅仅是我作为读者,碰巧懂一点平仄,大概分辨得出来啥和啥押韵。假如读者某一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也许书中的某些舛误就会随着读者一代一代传下去。开个脑洞,有没有可能因为保存手段不够好、抑或是受点校者和读者知识所限,我们读的某些冷门书籍,相较于最初的版本早已经“面目全非”了呢? 出版物越接近古籍原本,可能产生的舛误就越少,我们在阅读时获得的信息也就越精确。也许“青乌”换成“青鸟”“青马”不影响表达,一首诗断成“寸寸皮尔曹”也能凭脑补凑出大意,但某些书籍——比如据说长沙马王堆汉墓挖出的《道德经》帛书本,就与当下市面流行的版本多有出入。《道德经》一共只五千个字。如果报道属实,一点微小的纠正都有可能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整个知识体系的重建。 当然,不是鼓励每个人都去读影印本,这不现实也并没有必要。作为读者,在能力范围允许内,尽量保持一个严谨的态度和一点对知识的尊重就足够了。同样,这个回答也可能会有不妥当之处,希望及时指出。 最后偏个题,放上吴王的一篇文章,尬膜。学诗与治学 |
并非古文字学、史料学、档案学、图书出版等方面的专业人士,说下我个人认为的一部分的可能原因。 当然,在这之前先要强调一点,并非所有的当代出版古书都是繁体竖排的。有繁体竖排的,也有繁体横排的,更有简体横排的,以供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专业背景的使用者阅读或者使用。 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晚明刘侗、于奕正所作的《帝京景物略》就是简体横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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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明中叶郎瑛的《七修类稿》就是繁体横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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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中华书局出版的晚明谢肇淛所作的《五杂组》就是繁体竖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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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专业人士学习使用 中国至少有三千年以上的文明史,大量原始史料本身就是“繁体竖排”的,从事历史、考古、古籍、文字、语言等等诸多相关方面的学者、学生要想读懂原始史料,就必须熟练掌握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繁体字”,包括各朝代各时期的大量异体字,同时还要习惯从右往左竖排的这种阅读方式。 而这种能力和习惯是需要后天长时间的学习和潜移默化的锻炼才能拥有,出版的很多繁体竖排类型的古书很多其实就是供这些专业人士所使用的,因而需要这些古籍尽可能地保持古代的原貌。 打个比方,一个考古学家或者史学家,天天看的都是简体横排的书,突然有一天出土了几册先秦、两汉的简牍,或者唐朝的碑刻墓志,需要他们去释读,他们能做得到吗? 一个历史专业的大学生,连繁体竖排的书籍都不能较为顺畅地阅读,那还能指望他研究什么古籍、历史吗? 不熟练掌握古体汉字,习惯竖排阅读,那华夏几千年遗留下的大量史料根本没法看,会基本丧失解读古籍的能力。可能就比现在的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也强不了多少,排除极少数相关专家,他们绝大多数人对于自己国家过去的史料,是完全看不懂的。 总之,你不能觉得自己用不到,就觉得所有人都用不到,甚至让其他人都必须听你的。 比如很多人觉得像《酉阳杂俎》、《聊斋志异》、《三言二拍》这类古书,不就是些志怪故事、民间传奇故事嘛,除了用来消遣看个乐还有什么价值?搞什么繁体竖排,一定是装逼! 那你自己去看简体横排版不就得了,这类版本多得很,非得对可能供人家专业研究者学习研究用的版本指手画脚? 这就和有些人经常说的“《数学》学那么多东西干嘛?什么《微积分》,什么《复变函数》,生活中根本就用不到,为什么要把数学搞那么难!数学滚出高考!”差不多吧,对你没用,但对其他人有大用啊! 2、尽可能保存更多原始信息 现在我们所用的简化字方案其实很不好,在简化的时候丢失了很多信息,最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一对多,比如“於”和“于”现在合并为“于”,“後”和“后”合并为“后”,“余”和“餘”合并为“余”等等,其实这些都并不是单纯的简繁体对应或者说异体字的问题。 另外就是古籍中大量的异体字被一股脑地合并,比如我看的一些明代史料,对于明代职官、差使中的“总督”、“总理”、“总兵”、“把总”的“总”字,在很多古籍中存在不同的异体字,如“總”、“緫” 、“捴” 、“搃” 、“摠”等等。 对于像我这样的业余历史爱好者来说,统一把它们当做“总”当然没问题,因为它损失的一部分原始信息我们一般也用不到。 但或许这些异体字对研究汉字衍化的古文字学家会有用?又或许这些异体字出现的时间、场合,对于研究古代职官会有用?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些信息会有哪些用处,但尽量将其原始面貌保存下来以待其他研究者总是没错的,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我持一个观点,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一段文字的全部信息,不仅包括其浅层字面意义,其书写方式,比如不同的异体字,也蕴含有丰富的信息,应该尽可能地保存史料古籍的原始面貌。 你不能因为自己觉得没啥用,就大刀一挥给砍了,把古书文字削成适合所有人阅读,这和满清的篡改前代古籍史料有什么区别? 比如同样的《菽园杂记》,中华书局出版的繁体竖排版包含了很多明本才有的内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简体横排版就没有,因为上古选取的清本为底本。 大概清人是觉得陆容这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写的这段内容没什么价值,对于广大普通大清子民而言,何必搞那么复杂,所以给删了吧?“我寻思这也没啥用,就给删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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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版蒙古氏入主中夏,固是大数,然人众亦能胜天。当时若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辈,皆宋遗才也。使其能如夷、齐之不食周粟,鲁仲连之不帝秦,田横与其客之不臣汉,龚胜辈之不事莽,则彼夷狄之君,孤立人上,孰与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久安于中国哉!然则元君之所以盘据中国九十余年之久,实中华之人维持辅翼之而然也。秉忠辈盖随世功名之士,许公自负为圣贤之学也,而亦为夷主屈耶!春秋之法,尊中国,攘夷狄,鲁、齐于夷狄,势固不能攘,不仕如刘因可也,吾于是不能无责备焉。(明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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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版 3、古籍竖排方式和文字内容常有紧密联系,改变排版方式会让内容变得莫名其妙: 比如因为古籍原本文字是从上往下、从右到左竖排的,所以作者有时候引用几句诗、或者摹写一些图铭碑刻,就直接说了在书中的“右”、“左”等方位词,而不是像我们现代简体横排这样说“如下图所示”。 比如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明中叶郎瑛的《七修类稿》就是繁体横排的,书中有这么一段内容:“因摹三篆於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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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在哪?明明在下在右啊! 这是因为古书原本是从右往左竖排的,作者摹写的三篆确实在左。 所以这种横排方式在遇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就不太合适了。 又比如“建文忠臣”条,作者写道:“今谨录其名氏官籍于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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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在哪里? 古书原本是从右往左、从上到下的竖排方式,这样可以非常直观方便地列举出各臣的姓名,并在下面附注出籍贯和官职,可是上海书店版改成横排以后就变得很奇怪了。 |
为什么出版古书一定要印成繁体字并排成竖版? 没有「一定要」,印成简体者有的是,排成横排者有的是。毕竟连《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不都出了简体横排版了吗? 人看重的是书,书上写的是语言,而语言的可贵在于所表达的意义有所指向。 这句想挑毛病也可以,但也没什么大病。问题在于简体字并不与繁体字一一对应,简体文本不能保留繁体的全部信息。北京大学整理排印的《十三经注疏》(简体版)中提到这么个例子: 王後 如果简化为「王后」则可能误解为君王(《詩·大雅·文王有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或天子正妻(《禮·祭統》:「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于是即使是简体版的《十三经注疏》,後也仍用原型,并未简化为后。书中此例甚多,使得北大简体版《十三经注疏》并非纯粹简体版。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简体版《十三经注疏》还未见,不知会不会也采用这种体例。之前有个老师讲过一个笑话:在明朝起「文征明」这个名字是要杀头的。话虽夸张,但现在很多简体的学术著作中也采用文徵明这种写法,同理的还有晏幾道、张元幹等。没办法,既想用简化字,又想尽可能避免简化字的毛病,多保留古籍信息,就是这么麻烦。 至于横竖则多是习惯问题。有个编辑朋友曾说,竖排的好处是方便校对,因为古籍本来就是竖排的,如果排成横排,校对起来,一会横一会竖很麻烦。当然,主要还是习惯问题。 很多人不喜欢竖排,也与竖排之後每行字太多有关。古籍往往字大,一行没几个字,竖着看也很舒服。现代排版字号小,一行排个四五十字不成问题,字一多就容易看串行。这点北大繁体版《十三经注疏》处理得相当好,留白很大,方便批注,版心分成上下两栏,每行最多20字,首尾衔接方便,更易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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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这种竖屏设备上阅读也很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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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的现代大众,何必将字体形式搞得那么复杂? 这个就更简单了,本来繁体竖排的第一目标读者就不是普通大众。你喜欢简体的就买简体的呗,你管人出不出繁体呢? 送礼物 还没有人送礼物,鼓励一下作者吧 |
有繁体竖排的就绝不要买简体的,这就是忠告,毕竟垃圾简体本子看了糟心。 繁转简必然是错漏百出的。 某书局版的全唐诗有一个简体横排本,开篇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系列五言律诗帝京篇十首的第一首。 诗里面是这样讲的: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 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 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 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 颈联之上联有一个薨字。 薨,读音hōng,古代称诸侯或有爵位的大官的死谓之薨。 但是通看全诗,这个薨字放在诗句里面是说不通的。 从语意上来解,你总不能说李世民吟诵的是王侯接连死去? 而且就算是这个意思,与后面的遥接汉也没什么关系。 那么到底这个词是错的还是对的呢? 如果你带着这个疑问,去翻阅全唐诗的繁体竖排本中,就会解开疑惑。 在繁体本里面这首词是这样的: 秦川雄帝宅,函谷壯皇居; 綺殿千尋起,離宫百雉餘。 連甍遙接漢,飛觀迥凌虚; 雲日隱層闕,風煙出綺疏。 这里的薨与甍不是简单的繁简字关系,甚至可以说根本不是一个字。 甍,读音为méng,意思是屋脊。 这首词如果用甍,它的大致意思倒是可以解出来的。 这首词的现代翻译应该是: 雄伟的京城坐落于秦川大地上,函谷关是它的门户。美丽的宫殿高过千寻,长安的的离宫面积也超过了百雉之数。屋脊相接连着遥远的银河,高高的楼阁直抵苍穹高处。披着云衣的太阳隐藏在层层的屋檐中,风烟从美丽的窗子里飘摇出屋。 为了严谨,我们还可以去翻看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刻本御定全唐诗和编纂全唐诗所用底本、明末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在这里都是作甍而不是薨。 所以简体本里面的薨它就是个错别字,正确的就应该是:甍。 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就是某书局在编排简体横排的全唐诗增订本时,大概老师傅眼力差了,拿错一个铅字,将甍错排印成薨,随后自一九九九年一版一印后,至二零二零年第十次印刷,仍然作薨,完全没有改正,就这样错的也卖了几十万册。 当然,这还是人工校对时代的产物,错误其实不算很多,属于容错率之内。和现在的简体本子相比我都称他们是良心货,毕竟到了现在,简体本子就是群魔乱舞,看了还不如不看。 现在出版的这些所谓的简体本,都是快餐产物。本质上就是利用OCR光学字符识别原理扫描纸本等载体上的文字,直接转换成文本字符。在识读古籍中的文字时,其准确率是非常低的,甚至极其简单的汉字也会识别错误,生僻字词更是如此。这些简体横排在我眼里除了方便易读,价格便宜,其他几乎一无是处。 就比如前几年笔者看的简体横排文库本纲鉴易知录。 里面就充满了繁简字转换不当、文字错讹衍夺、标点错误等许多问题。 我一边看一边记最后半本书,就能够发现的错误八十多处。 随手就能举几个例子: 该书中适嗣、废适和适皇孙等中的适字都是简体转化过来的。 在繁体版中应该均为適字,读di,系嫡嗣之意。 虽然適与嫡是通假字。 而由適转换为适后,适字只能读shi或kuo。 该字在简化前即有适字,读kuo,一般只能用于人名,而没有di的读音了,且简化后的适已没有嫡嗣这个义项了。 所以,適嗣的適字在整理时不能改成简化字适字。 再比如: 孟珙驻札枣阳一句中的札字,在繁体版中为劄字,而这个繁体字只有在表示书札之意的时候,才能转换成札字,而表示驻扎之意时,则应转换为扎字。 就算是堪称精校的简体本二十四史,里面也是错漏百出,比如明史列传第十六里面的胡深子伯机中的子在此书就写作了于,竖排版的就是子。 在简体里面的这些问题,虽不能说是比比皆是,却可称着随处可见,若不小心,往往会导致错会句意,或不知所云。甚至于,到最后假的变成真的。几年前在全国各地售卖糖炒栗子的包装上,常会看到板栗简介中援引诗经的树之棒果,棒果是榛栗之误,并且在网上以讹传讹,最终传播到了大众的生活之中。 送礼物 还没有人送礼物,鼓励一下作者吧 |
《史記·吳王濞列傳》裡面有一句話:“文帝弗忍,因賜几杖。” 文帝弗忍這個好理解,但是問題出在“几”。在繁體中文裡面,“几”表示几案,“幾”表示不定德數目,但是兩個字是不同的字,不同的意思,還不同的讀音。 但是這兩個字後來合併成了“几”,不管是矮桌子還是表示不定數目都寫成“几”,現在這個字根據不同的意思有不同的讀音。 在全書用繁體中文印刷的時候,“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很好理解,就是漢文帝不忍心,於是賞賜了吳王劉濞几案和柺杖。 但是在全書用簡化字的語境下,“幾”和“几”都寫成了“几”,你看不出來區別。如果我買的是簡化字本的《史記》,我就要想,到底是哪種意思?①漢文帝賞賜給了吳王劉濞矮桌子和柺杖②漢文帝杖責了吳王濞好幾下。兩個意思完全相反。最後我還是要去找繁體豎排的,這樣更加耽誤時間。 另外幾個例子,我高中時候在語文課本上讀到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語文課本是簡體橫排“雄姿英发”,我解釋爲“身材魁梧,頭髮很帥氣。”(當時我的解釋是,英俊的頭髮),後來纔知道是“雄姿英發”,英氣風發的意思。還有“千鈞一髮”,小學時候我以為是弓上面有三萬斤的東西要發射出去的意思,因為那個時候學的是“千钧一发”。 還有就是害死岳飛的人裡面有万俟卨(mòqíxiè),万俟是個複姓,和姓萬的不是一家。 人看重的是書,書上寫的是語言,而語言的可貴之處在於所表達的意思有所指向。這話說得很對。 所以,為了更加精確,不容易造成混淆,現在印刷古書還是繁體豎排。另外,繁體中文並不難懂,我們小時候看電視都看會了 。 |
估计很多人的认知中,拿本竖排繁体的古书来,出本横排简体的书还不容易么?找个OCR文字识别转成文字,再找个繁简通译软件转成简体,扔到word里,分分钟就可以出版了。 市面上这种书不少,野鸡出版社,看过去每页都有几个错字,注释乱七八糟,而且错得和谬误百出的百度百科一个样子,一看就是抄的网络版本,如果认为这种东西也叫书的话,确实,出书是也蛮容易的。但是要出本好书就难了。出一本简体古书,也不是那么轻松。下面是手边的《昭明文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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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版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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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化,不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句读标点、注释编号、翻译引用、内容校对,一大堆繁琐的事,做得不好就搞出“常凯申”,南式断句之类的笑话。一般常见的古书,现在多有较好的简体版本对应,但是稍微生僻一点的在市面上几无能看的简体版本,有志于古文学的同学,简直就不可能不学繁体。 从出版方的角度来说,按着古书的原格式排版,使用繁体,或者影印,无疑是通过较低的专业含量,尽快出版高质量书籍的有效途径。 |
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为了增加阅读门槛。 前些天我碰上了一个极其离谱的案例:满文老档。 前些日子我感觉这份史料我一定要读一读。早在高中时代,当年明月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是一种多图的小人书。当然,后来我特意去查了,他说的是满洲实录,不是老档,可这第一印象确实是挥之不去的。 可真到我去找这份史料的时候,第一时间我就口吐白沫了。 这是一份翻译史料,原文是满文,翻译成汉字给学者看,因此繁体简体不是问题了,横排竖排没关系了,校订出版不用影印也没关系了。 结果丫出版的是手抄本。 啥意思? 1990年中华书局版是这么出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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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做成校订本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事儿,译注组直接找了写字儿好的人抄!最终印出来是两千一百页的一部大书。 可实际上呢? 2009年又出了一版,是满汉对照的,前十六册影印,再两册罗马字母转写,最后两册汉译,是简体横排校订本。就那两本汉译,不到一千页。 就这个案例,要说不是为了增加阅读门槛,我得说点啥。 我这人不是研究文史的学者,态度就和普通读者一样,有横排简体校订本就不看竖排繁体手抄版。可现在结果是,一堆出版影印本就是不给校订的资料已经逼得我去看四库全书了。 这书长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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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有个不反人类的版本,我疯了去看这样婶儿的? 这书所有版本,能找的我都找了,全是这样的。 对,确实有比较不反人类的,就是有的国学网站会给你横排简体无标点的版本,你自己去断句就行了。可那种网站里出来的文字——他敢写你敢信吗? 至于这书为什么不出校订本,咱大概也明白咋回事儿。捏着鼻子认了吧。 很多人都说了竖排繁体版的优点,可很多说辞在我这就仨字:扯犊子。因为我别的古籍没整理过,红楼梦这个奇葩我是真逐字逐句整理过将近六十回。 别的我都不说,我就想问问,那些说尊重原著写法的,迄今为止,有几部《红楼梦》告诉过读者,第三十回龄官那个【十八画的「蔷」字】究竟该怎么写?尤其是那些竖排繁体装叉的本子?还有就是那些明明可以用铅字解决非得装叉手抄的本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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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就看到周汝昌的《石头记会真》和对应的《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写了这个字。这字儿不在字库里,得单独造。 再有就是类似【乌】还是【鸟】这样的案例,那就更妥了,《红楼梦》类似的案例不是没有啊。我整理《红楼梦》最恨的俩字,一个是【塵】(即尘)一个是【麈】(音主,后文便以主字做简体替代字,以便分辨)。我看的还是电子版,要是实体书,我眼睛瞪瞎了也别想看出来。 我整理第三十六回的时候给我气乐了:【袭人坐在身旁,手里做针线,旁边放着一柄白犀麈。】诸位能不能告诉我最后一个字怎么认?尘还是主? 邓遂夫特意在庚辰校本里加了个注释: “白犀麈”,己卯、甲辰本同误“塵”(尘),从舒序、程甲本改。其余各本非但误“尘”,还擅添“拂”字作“白犀拂尘”,乃抄手以原误“尘”字妄补。此本原亦另笔旁添“拂”字。 就这个字,第四十回又出现了。 就这种错误,非得印成繁体,眼睛看瞎了你也别想认出来。——校订本印错了不怕,怕的就是对方印错了你也认不出来。 再有就是繁体字某个字形有印出来的必要,单独印也就是了。就好比周校本里,其余的【兰】字全是简体,唯独【贾蘭】,【兰】印的是繁体字。就因为这一代都是草字头,为了还原原著的辈分,这个字不予简化罢了。 所以说,真要想印,可以:简体横排、繁体竖排、影印本干脆都印出来,大家自己选看哪种。而且繁体竖排那些异体字干脆就一个字形都别改,人家用哪个字形你就用哪个字形。怕就怕有些所谓竖排繁体出版物,字形也按照某些标准统一了——这才叫脱裤子放屁呢。 看来我必须给大家解释一下了,为什么我要吐槽《满文老档》。 答案就在书名上。 满文、老档,它的原文是满文—— 这是一句废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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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原文影印,第一页 它长这个样子! 专家引用的时候,只要不是迫不得已,引用的时候宁愿引用这个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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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文罗马字母转写,第一页 而正常阅读的时候,谁不喜欢这个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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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译文,第一页 这部书理论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不是点校问题,任何点校问题的本质都是翻译问题。 它是一部译史,而不是汉字点校古籍啊。 因此别说简体字不是一手资料,繁体字也不是,它的一手资料,是满文啊。——我们看得懂吗! 史记、汉书,全唐诗、全宋词,资治通鉴,我都不说这话,这些我都可以认。 这怎么认啊? 誊抄,就不出错了? 我也不吐槽了,我不会吐槽一线工作者,对他们,是应该感谢的。 1978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作,成立了《满文老档》译注组,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任世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远廉二位先生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其成员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关孝廉、张凤良、郭美兰、刘建新、罗丽达,辽宁省档案馆佟永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富丽,中央民族大学季永海、赵展等先生。经过译注工作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历时12年完成译稿,冠以《满文老档》之名,分编上下两册,用手抄稿直接影印方式,于1990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此译作是内阁藏本《加圈点老档》的第一部完整之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被学术界广泛引用。 早在1978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合作成立的《满文老档》译注组翻译内阁所藏《加圈点老档》时,原计划采用满文原文、罗马字母转写和汉文译文合集方式出版,后因诸多原因,只出版汉文泽文,未能实现原先的设想。自1990年3月出版《满文老档》至今,已过去整整20年。时事变迁,无论是出版理念,还是出版条件,各个方面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具备出版一部比较理想之作的条件。 后面的就不用说了,我看的就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译,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汉文译文》。当然了,对我来说,满文原文和罗马转写只能当成天书,有完整的译文,很可以了。 我看清史资料的时候,最喜满文资料。真没别的原因,满文奏折有前辈学人整理,长这个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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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文奏折,是影印的。当然了,我也买不起,更没地方放这些大部头。我看的是电子版,是实体书的再扫描。啧啧啧啧,有苦自己吃吧。 顺便说一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有三册书,累计四千九百页。没有【原文】给大家看,能看懂原文的,才是真正的少数。它的第一版,就是这个样子。 省事,省心。 对了对了,包括我看万历朝起居注和康熙朝起居注,也都是这个样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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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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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定标点:《康熙起居注标点全本》,东方出版社,2014 所以说,有些古籍,简体字、繁体字,横排、竖排,原本就不是问题。个别问题,一个注释就能解决了。 跟这些问题比起来,难点最大的,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古籍校订反馈机制,有错不怕,改就成了。可网友说了这么多错误,读者怎么知道?个别读者发现了,怎么反馈,怎么精准推送给需要知道的读者?出版社又该如何收集这些广大读者发现的错误,而不是在某些小圈子里——有些学者发现问题可以写论文吐槽,更多读者呢?这才是问题所在。 门槛,也许迟早有一天会踢破的吧。 |
我是看繁体竖排更习惯的普通大众……简体是肯定不行的,直接会出现妨碍理解的问题,而且通假、异体方面也会丢信息,这事就好像把相声本子翻译成外语会丢失梗,比如谐音的包袱,观众就不知道有什么好笑了 至于竖排,其实看两本以后和横排没什么区别,至少不会比大量人学的五笔更难,而且实际上我看到横版的才觉得更别扭呢,尤其是夹批特别多的那种,有种看一句话要换好多行的感觉 最后,看不习惯的话,你大可以去看简体横排的版本,如果某个书只有繁体竖排的,一般来说,这书在普通大众中的流行度就不怎么样,连版式还不能习惯的人,其实大可以不看……而有志广览古籍的人……似乎也没见过谁在排版上纠结,毕竟这小小的适应太简单了,咫尺之水,信步已过 |
业余的爱好者凭感受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不对的地方还请相关专业人士指正 先说为什么繁体:中华书局版《三国志》的说版说明中的一段话我觉得很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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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刻本三国志还保留着一些古体字,亦即当时通行的字,意义和现代不同。我们原想一律改为现代通行的字,以便利读者,但又觉得读古书应该了解那时候所用的字,从此举一反三,对于其他古书还有些方便,所以保留这些古体字” 另外个人很同意前面 @王建亭 的回答,去除古体字会一定程度上对历史信息造成破坏,尤其是对于史籍资料而言。 再说为什么用竖排版吧: 一则作为古籍整理的底本文稿或旧籍的书写和印刷即是自上起右起,故而称见上文为见右,见下文为见左,改为横排便难解其意,又不宜改动原文。再则是卷题、篇题、节目依次降行格,便于排版。三则是对于眉批,若改横版便无法印刷,故像很多杂剧小说虽易正作简,依旧竖排。 最后说句题外话,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来说,现在大部分经典的古书(包括经史子集各种典籍)都已经有了简体横排的版本,满足一般的普通大众阅读需要来说应该够了。 以上 |
以前看新世纪出版社出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一人名陈沣,梁说这是广东一位重要的学者,但我一直没反应过来是谁。 后来按照书中所记该人著作查找,才知道是陈澧。大概出版社的人在整理的时候,想当然地把右半边看成“豐”,又想当然地把整个字简化为“丰”加三点水,于是就有这样的错误。要是任公没写他的著作,那真是不知道怎么查才好了。 所以,还不如保持原样,就算有错,也方便读者按图索骥。 |
这个问题,两说。繁体竖排本的好处,各位前辈答得比较清楚了,不赘述。出版简体横排本,该不该?该。有没有?有。够不够、好不好?我且去当当走一遭,看看我能在这里能买到些什么,简体横排的本子。 曹植 中州出版社《曹植集校注》(建安文学全书),2013年9月出版; 凤凰出版社《曹操曹丕曹植集》录诗约60首、文赋共4篇。 庾信: 中华书局《谢朓庾信诗选》(古典诗词名家)录诗约80首; 凤凰出版社《庾信诗文选译》(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录文赋共7篇、诗12首,“大都是庾信晚年作品”。 鲍照: 上海古籍出版社《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录诗23首、赋1篇; 中华书局《谢灵运鲍照诗选》(古典诗词名家)录诗约70首; 凤凰出版社《谢灵运鲍照集》(历代名家精选集)录诗约45首、文赋共3篇; 凤凰出版社《谢灵运鲍照诗选译》(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录诗约35首。 吴文英 凤凰出版社《吴文英王沂孙集》(历代名家精选集),2013年出版。 张炎 广东教育出版社《刘斯奋诗译宋四家词选:姜夔 张炎》录词40首。 各位,有哪一个集齐了白文本、注解本、鉴赏本?多数连全本都没有。像鲍照这样,选了多少还能有个层次的,实在是少数。套句官话,我们的出版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 至于这个需求有多大,我不是搞出版的,不知道。假使事实是,分散开来,每个层次的需求都很小,支撑不了销售量,出版社不想出,我也能够理解。但否定这种需求的合理性,恐怕也不太对吧?文学首先是供阅读的,其次再次才是供研究的。没有文学阅读,文学研究连屁都不是。不学繁体、不适应竖排,就没资格阅读庾信鲍照、梦窗玉田?中世纪不让人看《圣经》,总让人听吧?还认认真真画,后来出了个米开朗基罗呢~我们只有安意如为你升起风马。各位,继承儒统也好,为人民服务也好,都不是高冷的道长,更不是中世纪的教会。 对不起,这个题我要部分站在题主这边。窃以为,这个问题反映了普通读者,对古代文学作品出版,重学术研究、轻普通阅读,这一现状的不满。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当然要重视学术,出好繁体竖排本,但也绝对有义务,出好适应普通读者需求的简体横排本。现阶段,咱做不到,OK,慢慢来,但不要倒打一耙。 |
繁体字是有必要的,因为简体字归并影响了语义理解,这个没办法简化,典型的比如“干”,直接合并了好几个繁体字,不还原成繁体非常容易造成歧义。 至于横排竖排其实无所谓的,你看数据库里很多不就是繁体横排,也不影响使用,不过主观上竖排是比较有感觉一点啦,横排读着有点不得劲 |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不叫『印成繁体字并排成竖版』 而是叫做『影印』 也就是出版社级别的复印 影印最主要的优势就是节约成本 出版社不用组织人力去翻译和排版 只要没有感情的复印机器就可以了 影印主要用于外文专著和古籍的印刷 道理很简单,这类书的受众范围极小,印数很少,又有大量专业词汇或生僻字/异体字,对翻译/整理和校对的业务要求很高。 说白了就是事多钱少易出错。 所以干脆『原汁原味』,出版方节省了成本,读者的开支也降下来了。反正你既然买这个书,就默认应该具备基本的外文/古籍阅读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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