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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如何评价金冲及老人他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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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大一,本来是在复习近代史准备期末考,又觉得没有把时间轴理顺脑子很乱又不想看教科书,就从图书馆借了本近代史相关的书看看。正好就看到金冲及老人写的《… |
想到宗可年谱里引得一段 就是经历:金老的自述,70的第二次庐山郊游后宗可半是身病半是心病的卧病在床,老师锐评“是不是想学司马懿……” PS天才·全面·创造性三个前缀副词都是宗可提出的。说起来庐山第二次郊游上“修订”大宪章,除却老师年谱外,基本上只有许崇德的那本宪章史了,所以说金老这种“细枝末节”补充是蛮有价值的 年谱和传记里的,一旦出现·某些时刻·部分同志,历史出现过的那种·违心·过火的说法,就可以注意到些曲笔之意 |
资历和水平属于国内第一梯队,能接触的史料也确实是最丰富的人之一。 但是,自古有种东西叫做「御用文人」。 许多人借金之口批评高华和他的那本《红》,称「接触的档案史料太少」「有太多的臆测」如何如何,这里不评论高与《红》。单就说这个批评站不站得住脚,继而来论一下金其人。 理论上说,档案最高只有30年的保密期,上世纪40年代及其前的档案早就应该解密,只有在高接触不到这些资料的前提下,说「过多臆测」是有理由的。那么金在批评高的时候为什么不说明一下不解密这些已经到期需要解密的档案呢? 理由可能有3个: 全部解密以后反证高的结论正确,金的结论有误;档案存在大量销毁或遗失,金本人的结论也存在大量臆测的情况;档案完全开放后会带来与官方史学相悖的太多观点,管不了。 而金的历史「解法」最要命的一点是,他是官方史学观念的代表性观点。在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金的观点尤其贴合官方史学。如果所有的资料能证明高完全错误,那么为什么不彻底公开呢?这就像是中世纪教会只准拉丁文的《圣经》用来教学和布道,等于垄断对意识形态的最终解释权。金只是遮遮掩掩说高资料不够多,但也没敢哪怕拿出部分资料写出来论文。而且高教授并非接触的资料少,甚至非常多。他另辟蹊径,中央的资料保密严,他转而直接去地方档案馆找相关资料。根据地方接收的文件以及具体的档案材料来联系他能接触到的资料来做推理分析。 于此对比有趣的是另一个人,也是金的老前辈(高早于金入中央历史研究所),早早就移居大洋彼岸的另一位近代史专家高文X。金针对高那本《晚》只敢批一句「不是软骨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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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金冲及不就是拿「拳头」欺负人高华么。 另外再引用评论区的回复说几句关于所谓「臆测」,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不可能不存在「臆测」,甚至还演化出了心理史学这个分枝。历史学家就是要在史料之间寻找联系,通过推理猜测来试图补全历史逻辑,现代南北朝史大家,北大教授阎步克先生曾在他的课上说过大致这样的一段话,「研究历史不是要单纯的知道发生这件事,而是要明白导致这件事之前的原因的事和这件事之后因其发生的后面其他事,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金冲及的这种所谓「充满臆测」的批评言论在史学界和史学家眼里简直就是外行话。如果不探究两个史料之间的关系,这人就称不上史学家,只是个抄书匠。 总的来说,作品水平不错,能看。不过主要工作是根据官方的口径进行历史研究,学术舞蹈再怎么跳的花哨也不会出那个框框,最终的结论是不会和官方有根本性冲突的,想得到什么新的学术见解,难。最主要是史德差,别被他带进沟里,比如信什么「臆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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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老先生的文章,其实可以挑着看。作为著名学者,他的有些文章,特别是大的论述是比较主流的,但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其实非常好,研究深入,逻辑清晰,文笔通畅,立论鲜明,读起来非常痛快。与其说是他的观点与主流论述相同,不如说是他影响了主流论述,不少主流党史著作都能看得出金氏观点的影子。简单列一下我读过的几篇文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其历史作用,并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二是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而是客观使然,但成立后确实存在左倾错误。 《对创建赣南闽西苏区的思考》,这篇文章详细考证了中央苏区建立的过程,并以此为基础,串联起了教员关于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几个重要思想,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有坚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也就是有可靠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力量,没有这个条件,其他什么都谈不上;二是充分地发动并依靠群众,使这支军队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并从群众中不断得到补充;三是在条件许可时建立起人民政权,这种政权应该是工农兵自己的、能为工农兵谋利益的政权,它应该实行民主集中制,是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的,而不是那种旧式的衙门;四是要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地形和经济条件有利的区域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并且随着自身力量的发展,采取“傍着发展”的方式,像滚雪球那样不断扩大这种根据地;五是所有这一切都要依靠党的领导,而党为了实行正确的领导,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极重要的地位,时刻注意纠正各种错误思想。通过以上五方面的实践,最终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路线。 《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了第一次左倾错误的出现以及被克服的历史过程,并对党的六大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六大是土地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基本上奠定了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金冲及延续了周总理的评价,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有一些问题不是六大所能克服的,需要后人的不断实践加以解决,如中间势力的问题,中心城市暴动路线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其实可以写的更具体一些,但我印象里发表时间是上世纪,所以还算情有可原吧。作者认为第一次左倾错误起因是共产党人在遭受屠杀时产生的拼命心理,在实践过程中共产党人逐渐清晰过来,最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基本纠正;第二次左倾错误一部分因素是六大没能解决革命高潮何时到来的问题,因而在中原大战时产生误判,直接原因则是共产国际的反右倾波及到国内,但这次错误中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更为明显,因而得到更多人的抵制,加之李立三的步幅太大,甚至企图拉苏联下水,因而再次被共产国际派人来加以纠正;第三次左倾错误跟以往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这次错误更加完整地体现了共产国际的主张,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二是整个工作部署上不像以前那样蛮干快上,而是更加注重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力量,更加富有理论性,为了推广这套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不惜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在各地进行夺权,并对地址错误的人进行残酷打击。可以看得出,这三次错误的根本原因都是脱离实际,金冲及的结论是一定要实事求是,科学研判,此外几次错误都有人进行抵制,但都没有阻止错误继续发展,金冲及的结论是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最后每一次错误都或多或少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金冲及的结论是一定要独立自主。三个结论合在一起就是后人所总结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这篇文章我觉得最有意思,作者针对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几个被人忽视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解读,比如红军在突破第四次封锁后到底有多少力量,红军为什么要去贵州,长征过程中蒋介石的部署和心理动态,地方军阀与蒋介石的冲突对长征的影响。作者采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长征过程中几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博弈,分析了红军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这些矛盾和冲突,巧妙地打开了一条北上的通路。坚定的理想信念,灵活的战略战术,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这是作者认为红军能够在贵州突破重围的重要因素。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这篇文章梳理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到西安事变前后这段时期党在战略方面的不断改进过程,特别是西安事变前中央就已经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方针,这是中央几经思考冷静分析后的结论,这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这是党史上的一段公案。有一点值得一提,作者认为共产国际在路线上并没有支持王明,反而比较接近中共,在任弼时进行汇报后国际迅速作出支持教员的决议,这是王明右倾错误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克服的原因之一。 这几篇文章主要来自《生死关头》和《星火的启示》这两本书,我还没完全看完。知网上也可以搜得到,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翻看。 补充一下,今天翻了一下金冲及写的一本书《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书里面提到廖耀湘是黄埔四期,跟101是同学,连我这种军盲都看出不对劲了,印象里廖耀湘好像是六期,于是赶紧查证了一下,果然如此。看来不能太相信权威,权威也会出错的,而且是低级错误。 |
运气很好,文革前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罗思鼎”(螺丝钉谐音)负责人,大时代风起云涌前调去了北京,这个班子之后,大家众所周知批判了《海瑞罢官》,还批判了康生与本家导演孟超搞的《李慧娘》,批鬼戏也是大时代一个浪潮了。 历史方面也有李秀成投降,以及清宫秘史。影射史学飞起。 电影方面也有现在奉为经典的《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可谓大杀四方 金老自己也觉得侥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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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也颇有深意…… 顺便提下金老的父亲金雄白,汪伪政权人员,写了「汪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是关于汪伪政权重要史料 金老的儿子,金以林,写了「国民党高层派系斗争」也很有读头 一门三父子都写历史,汪伪,蒋匪,我党,齐全 |
他的书可以当官书正史《实录》看 因此,可以断定《旧唐书》本纪从高祖到文宗这部分是根据实录撰写或直接抄自国史,而国史本纪也摘自实录,所以《旧唐书》这部分本纪实际上都是实录的节本。所谓实录,当然并非名副其实的如实记录,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真相一般是不会写进去的,为政治需要还经常歪曲事实,即所谓“曲笔”,不过事情发生的年月日一般不致有太大的差误,因为实录是根据逐日记载的起居注和月终详定的日历编写的。(黄永年《唐史史料学》) 就像个人最早看明史史料的时候,因为清修《明史》确实名声不好,不好用,所以就先下载个《明实录》(也正好网上有Txt版的),不管哪件事先搜索《明实录》一遍,如果《明实录》上就有的,那基本就可以说是真有这事(尤其是一些对明朝官方不利的史实)。 当然了,这也不是说不见于《实录》,只见于笔记野史的史事就是假的,还需要细细考证才行。 |
总的来说是一个左派。 曾经参加过他的讲座,现在很多人因为那几本书,对其存在一些误解。实际谈话中,发现他心中有一些想法,或者说不爽,立场还是偏左,颇有为教员不平的意思。诡异的是,网络或香港等舆论宣传中,金冲及却是另一番样子,水太深,就不多说了。 通过对金冲及的这些观察,对当时的情况做了一些预判,最后都成了现实。他对解放前的社会是很不满的,喜欢讲什么“一刻千金”的典故。 至于其作品,看看就可以了。 , |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且本人偏←和mao的,看过那么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竟然能忍住不暗地写一部史书,我也是佩服,要知道这在史学家里面也算少见了。 |
“1980年代初,我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我们的刊物《文献和研究》首次公开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几十个电报,那是当时被引用得最多的材料。但我也扣下了一个电报。它讲的是对蒋介石的处理:“必要时,诛之为上” 接下来金还解释了下为什么扣住,这里就不引用了。 可是后面他又说“ 可能有很多原因。现在的人有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我说共产党对,他们就说反正你是官方的(史学家),你替政府辩护。另一个人说共产党不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挑它的过错讲,人们觉得这是过去没听说过的,(就趋之若鹜)。这种心理状态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但看问题是不是一定非得这样看?” 我是觉得你在那删削史料,你就别怪别人不信你 其实对于一个搞历史的,挺悲哀的,几十年后在后人看来,这些都是秽史,除了专门搞历史的要看下参考,没人会看的 |
文笔好,看他和余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 两个老头写到日俄战争时,先承认日军相对军纪好,扰民少。接着狂喷两者仍是一丘之貉。 |
二十世纪史纲。和初高中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一样,甚至惊人相似,内容更丰富了,有些事情解释更清楚了,总的来说能够自圆其说,有说服力。上册材料更多,个人的论述更少,下册共和国成立后论述更多一些。 |
党史编撰学专家,我觉得何方提出的党史编撰学这个名词套用在这里很合适,当然他的书肯定比大部分党史国史书质量好很多。 |
论据扎实,观点能够自圆其说。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就可以了。 某些人莫名其妙喷他舔官方史学观的收收味吧。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他的观点站在官方怎么了?就像金冲及批评的一些人,观点和官方不同,但能够自圆其说,我们也称之为历史学家。 难道赞同官方史观还变成有问题的事情了?不可理喻 |
没有深入了解过他的作品,但毫无疑问,一个他,一个逄先知,属于 史研究的第一梯队。光是档案馆那里浩如烟海的资料全国能有几个人能接触到?他们俩就是其中之一。相比于沈志华高华杨奎松,这个领域的知识量基本上是降维打击。就说一点,高级学者研究这段历史,最多也就止步于《参考资料》了,这种东西八九十年代大量流入民间。但是对于很多人所说的“宫廷秘史”,高级学者也无能为力了。某某警卫员的日记本,各式会议记录,也就金这种级别的人能接触到。当然了,他们的角色更接近于政治家而不是学者,有些话是讲不出来的,所以有一些定调子的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
别的不敢发表评论,我是学理科的,在网上发现有人推荐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所以买来看看。嚯,整整四大本,一看震惊。这不就是历史考试史纲,基本全是个人观点表达,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想来能编这四大本,也得三四年时间,真正的虚度光阴,浪费粮食。 |
原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8094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澎湃新闻,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金冲及,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照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金冲及很少在媒体上露面,这次说是要谈中共党史研究的前辈学者胡乔木、胡绳,才答应接受采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1号,金冲及那间办公室过去是叶群的卧室,旁边就是林彪、林立果的居处。访谈就在这样一个曾经的“历史现场”进行。 今年已经84岁的金老先生精神很好,三小时的聊天中丝毫没有显露疲态,说话有条不紊、始终笑容满面,讲到激动之处还手舞足蹈。有人问他养生的秘诀,儿子金以林在一旁打趣说:“抽烟、喝酒、吃肥肉”,他像个被错怪的小孩,马上反驳说:“我不爱吃肥肉。”——边说边伏案给一叠新书签名,一笔一划地签。 金冲及说他从高中时开始读胡绳的作品,并如数家珍地报了一串书名,“那个时候没有能够实际跟着他学习,但事实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后来他进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长期跟随胡乔木、胡绳工作,包括参与1990-1991年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下文简称《七十年》)的编写。而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官方党史之一,也是定义党史上诸多重要问题的依据。 先后主持《七十年》编写工作的胡乔木、胡绳曾就此做过多次重要的内部谈话,金冲及出于职业习惯对这些讲话都做了记录。他练过速记,又熟悉“二胡”的江苏口音,录下的内容极其详尽。20多年后的今天,他在金以林的协助下将这些记录整理出版,定名为《一本书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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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右)与逄先知(中)、金冲及(左),摄于胡乔木寓所。谈《一本书的历史》:不是“著”也不是“编” 澎湃新闻:您整理出版这些讲话记录的缘起是什么? 金冲及:我已经84岁了,说实在话,到这个年龄,时间花在哪里是要反复掂量的。我自己当然也还可以写点东西,但我感觉,自己写书,不如讲讲胡乔木、胡绳这两位同志,他们怎么思考问题,他们讲了些什么,我想对后人可能更有用。这就成为我优先考虑的事情。 严格说来,这本书是胡乔木、胡绳讲的话,我只是记录、整理,没有发表什么自己的议论,更不会以我的看法改动他们的观点。所以署名只有个名字,没有写“著”,因为内容不是我写的,是他们的话;也没有写“编”,他们没有授权我编。写我的名字表示我负责任就是了,这里的内容都是严格按我自己的记录整理的。 澎湃新闻:您在前言中再三提醒读者,这些话是23年甚至24年前说的,有当时的历史背景,有些问题可能还在思考中,未必都是考虑成熟的意见。那么现在看来是否有些内容需要重新商榷讨论? 金冲及:这我没有很多地去想,能把它整理出来我就已经松了一口气。但我想我应该做这么一个说明。这是二十几年前的讲话,而且当时并非准备发表的。我相信如果是他们自己写的话,会更字斟句酌,写出来的也许就跟这些记录稿有所区别。 要说变化,我想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想写的东西,隔了十年二十年,可能都会有变化。这里的很多话,不一定是最后定论,很多是在思考的过程里讲的。讲话的时候我都在场,我看他们常常是一面想、一面讲,有时要停一停再讲。而他们对文字的推敲非常慎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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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和党史的历史谈胡乔木、胡绳:政治和学术双重身份,确立党史叙述的关键人物 澎湃新闻:胡乔木、胡绳两位先生在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金冲及:胡乔木和胡绳当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大师。对他们的研究,对具体问题,别人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能够得上他们那个水平的人,到现在为止我感觉没有多少。 胡乔木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注:为了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进行总结清算,研究分析六大以来党内的各种原始文件,1941年上半年党中央决定编辑此书,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正式成书之前,该书曾先以散页形式选印一部发给高级干部阅读,1941年12月正式出版)。这是一个文件汇编,包括20年代大革命失败后到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会议记录,详细极了。会上谁讲话、谁插话、说了什么,都有。这些材料当时装了十几个皮箱,周恩来给瞿秋白写了个条子,交给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陈为人保管,叫他脱离一切工作,就管这十几箱材料。后来抗战期间陈为人因病去世,就交给另一个人。准备进行延安整风的时候,要梳理此前党的历史,就到上海,从那些箱子里选出一部分送去。胡乔木就编这部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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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 在那之后,因为乔木跟在毛主席身边,很多重要社论都是他写的。解放后,1951年“七一”,原本要署名中央——或者是少奇同志,我记不清了——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结果写出来以后,毛泽东给它署名胡乔木,用他的名字发表。 这一时期的党史,除了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两本是学校里的教材,并不是中央正式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党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90年写《七十年》的时候,乔木也讲到,当时一般的党史就只写到1949年,有的写到1956年,极少数提到改革开放。所以《七十年》要搞出一份比较完整、简要的党史。 另外,胡乔木、胡绳都是党史的亲身经历者。解放前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一直在他身边;胡绳长期在《新华日报》,这是周总理直接抓的报纸。后来发生皖南事变,把胡绳派到香港,回来以后还是在《新华日报》。解放后中央很多重要文件也都是几个“大秀才”起草的。所以他们讲的历史,不光是根据文件来研究,还是亲身经历,而且在主要领导人身边。胡绳跟领导人没有胡乔木那么密切,但他也经常讲到少奇同志的一些事、1938年博古怎么讲,等等。这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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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1912-1992),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图为胡乔木与毛泽东。 澎湃新闻:那是否可以说,建国后党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结论,基本是“二胡”定的基调? 金冲及:当时管这些事的,主要是他们两个。党史领导小组是杨尚昆当主任,副主任呢,胡乔木放在薄一波前面。照理说薄一波资格更老,但这事实际上是胡乔木在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两个机构都是胡乔木当主任。后来他不当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是李琦当主任,党史研究室就是胡绳。胡绳原本在文献研究室当副主任,后来到党史研究室去当主任了。 “文革”前曾经要编党史,当时想成立一个党史委员会,由董必武负责,后来这件事没有做。除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及前面提到何干之、胡华那两本书,几乎就没有其他党史著作。(胡乔木、胡绳主持党史编写的工作,)他们管得具体着呢,不是跟你讲讲思路就算了,写完他要一遍一遍改,连标点都给你改。这样的大家,管到这样的程度,(很不容易)。 澎湃新闻:您长期跟着两位先生工作,也参与了《七十年》的编写,您觉得他们的讲话记录中,哪些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金冲及:比起具体的论点、问题,更要看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我觉得这对大家有益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你看我后来出版的书、发表的文章,就会知道,多少是从他们那里学的,或者按照他们的希望去做的。 跟着他们工作,听他们那么多讲话,我印象很深的有几点: 第一,他们总是强调,写书要有一个笼罩全篇的思想、一个贯穿全书的线索。中国人过去写文章讲究“文气”,党史也要这么写,比如《七十年》要有贯穿党的70年历史的那么一口气,就是告诉别人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步步走来的。 第二,讲脉络线索不能是干巴巴的几条。写《七十年》的时候胡绳同志讲过多次,40万字要写70年的复杂历史事情,你要清楚目的是说明什么问题,详略得当。他不只一次提到《木兰辞》:“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写得很细;但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上前线的故事那么长,几个字就了了。这一点从方法上来讲对我也一直有影响。乔木同志则是强调,能让人身临其境的材料,就得展开说。比如他讲大革命,那是一部悲壮的历史,那你就应该用悲壮的文字写出来。有一些关键性的事情,得有特写镜头。 第三,强调“夹叙夹议”,乔木同志讲要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带议论的。事实上他后来也说,有时议论就在叙事中间。我们这里(中央文献研究室)写很多领导人的传记,我以后在自己工作里就是受他们这个思想的影响。你看巴金的《家》,你看了以后就感到封建大家庭的黑暗,看得你掉眼泪。但巴金写到那里的时候如果突然跳出来说,你们看,这个封建大家庭多么黑暗!你不就倒了胃口了吗。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事实,把你要议论的内容展示出来,这样议论就是画龙点睛。 我感到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写历史不能像法官写判决词一样,好像读者不需要思考,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的。他讲要夹叙夹议,并不是要你离开事实去发很多议论,而是把事实摆出来,从事情本身的经过中引导出结论。它是一个平等的、商讨的过程,不是强加于人。但要是一点议论都没有,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最后《七十年》的通过讨论会上乔木同志也讲,希望同类著作都能够用这样一种写法。 第四,力求准确。他们很讲究文字干净。我来文献研究室的第一个工作就是编《周恩来传》,给胡绳看过、改过。后来回忆的时候,胡绳说我都忘了,只记得给你勾(删)掉了几十个“了”字。他说我们讲历史都是过去时,一般不需要“了”。还有,写“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他说“秘密”这两个字应删,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哪一次中央全会不是秘密召开的。所以他对文字、包括提法的准确度要求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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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1918- 2000),曾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图为1991年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绳与金冲及,摄于玉泉山。 澎湃新闻:那您觉得他们是不是不可复制的?既是当事人,又是理论家,这样的党史工作者是不是很难再出现了? 金冲及:是,我就感觉现在很难能够找到代替他们(的人),一方面他们亲历了许多关键时刻,常常在领导人身边,这个本身就(不容易);另外他们的知识面(广)、理论水平(高)。胡绳说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我看胡绳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他们两个,无论是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哪个方面的问题去找他,他都能讲出一番你没有想到的道理。讲得夸张一点:我看现在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中,像他们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个也没有。 澎湃新闻:不少学者研究胡绳晚年的思想变化。比如他说“如果不经历一些过渡阶段,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能享受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的。”有人批评他“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您怎么看? 金冲及:以我跟他的接触,在我听来,他就是认为,对资本主义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学过来,以前不强调这一点,是个失误,我知道他是这样一个思想。但要说反对社会主义、主张搞资本主义,他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他写了一篇《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写好了却没有发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还有一半没有讲。他指的就是,我们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它跟现代化大生产相结合的那些东西,我们都要好好学。我认为,他的想法只是到这里。 谈《七十年》:背后的问题关怀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垮” 澎湃新闻:《七十年》写作和出版的时代背景很关键,一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二是1989年国内国外的一系列风波。时代背景对于这本书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金冲及:1990年提出要出版这本书。大家知道那时候东欧基本上都变了,前苏联还没解体,另外1989年的风波刚刚过去,这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共产党都垮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不垮?党史就是要告诉人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么样的党,如何一步步走来,这个过程不容易。我觉得,那个特定的条件下,迫切感到需要把这些问题讲讲清楚,是很自然的。 但真到1991年写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多地涉及东欧,就是把中国共产党本身是什么说清楚。这个党在中国的土地上自己摸索,会碰钉子,他也不可能一开始都想得对。碰钉子以后总结,总结了改正再前进。乔木讲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我们心里想写的就是这个。 澎湃新闻:《七十年》对党史上的问题提出不少新看法,胡乔木也说这本书的特点是“不满足于重复已有的结论与研究成果”、“独立做出判断”。可不可以说,对于抗战的正面战场、土地改革、延安整风这些问题的说明,是在1991年《七十年》、包括后来的《党史二卷》出版以后,才得以打破“禁区”? 金冲及:也不能说是因为这两本书出来才打破,我觉得在那之前已经陆续放开了。其实你读《毛选》的话,它对正面战场也有肯定。我跟台湾学者讲,我是接受国民党教育长大的,不是共产党教育长大的。我1947年进复旦大学,解放前还做了两年大学生。所以我当然知道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这一类问题,我一直就觉得没什么不能讲的。当然有的同志可能担心一点:怎么共产党的(抗战)你不讲,光讲国民党的?或者说共产党讲得少了、国民党讲得多?有时候因为以前这方面讲得少嘛,一段时间多讲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了不得。 关于蒋介石的抗日,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七十年》中有一句话,说当时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抗战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最开始是我写的,我写“蒋介石对抗战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胡绳可能考虑到用党史研究室(的名义编的),就改了一下,改成“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主要领导人嘛,当然就是蒋介石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在1991年就敢讲这样的话? 金冲及:我觉得事实是这样,就这么写了。抗日战争我是经历过来,1935年进小学,之后抗战爆发,1945年我高中一年级念完准备升高二。蒋介石做了什么,我自己也看到的,这是事实。而且读《毛选》也可以找出根据来。另外胡绳改得也是很巧妙。 澎湃新闻:《七十年》这本书的议论性很强,写作过程中的作为研究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有没有受到影响? 金冲及:如果说史料清清楚楚、完全有把握,那么不管以前什么结论,事实是什么样,就改过来写,没有问题。但是有两种情况特殊。一种是和中央有过决定的重要问题结论不一样。比如第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错误的阶级根源,说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犯错。胡绳别的问题没有报告,这个问题专门报告了一下,说我们这本书里没有这样写,为什么,因为这样讲就意味着你要求无产阶级不会犯错误,但事实上无产阶级如果对形势判断错误,也会犯错。为什么要专门报告呢?因为这个论述跟中央发表过的重要文件不一致。报告了以后他们也都同意,那就这样写。还有一种,是重大问题而你又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我举个例子,谁最早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两位当事人、都是负责同志,一个说是毛主席提的,一个说是朱总司令。我个人也可以有判断,但又不能说百分之百有把握,这个事情又重大。所以,我原来写了几千字初稿,又把它全勾(删)掉了。因为这本书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不是个人名义,两个当事人说法又不一样,我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就写。除此以外,问题都不大。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说,胡绳在写《七十年》期间看了好几本外国学者写的关于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特里尔的《毛泽东传》、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等,他认为麦克法夸尔的书“臆测居多”。那么我们的党史写作,是否还是主要受前苏联党史写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 金冲及:当然有很大影响,现在无法一一展开。但我是非常认真地学过联共党史,尤其是1952、1953年的时候(注: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号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尤其是九到十二章(即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民恢复国民经济、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内容)。光笔记就写了满满一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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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正式课本,于1938年出版。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此书不再重印。谈党史研究:西安事变有些档案当时为什么不能公开 澎湃新闻:您觉得党史是一个政治理论还是一门科学?党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金冲及:当然是科学。讲历史首先要有事实根据,你要有一个论点,得拿证据来。我和中宣部的领导同志也说过,宣传跟研究,是有联系、有差别的。宣传是把已经知道的结论——对或不对可以推敲——让更多人知道。这是已经解决的、有定论的问题。当然,宣传工作极重要,而且也很不容易做好,要摆事实、讲道理使人信服。而研究工作,是要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党史研究和一般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一样的。当然,我也很坦率地说,党史涉及的问题有时候敏感性很强。 举个例子,西安事变。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他说西安事变的事情你们不能随便写,因为张学良现在还在台湾,要考虑他的安全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1980年代初,我是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我们的刊物《文献和研究》首次公开了关于西安事变的几十个电报,那是当时被引用得最多的材料。但我也扣下了一个电报。它讲的是对蒋介石的处理:“必要时,诛之为上。”我看过大量相关的(未公开)档案,我也知道,第一,所谓“必要时”是指两种情况,在另外的档案里讲得很具体——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进潼关,要打到西安了;第二种情况是内部不稳。在这些前提下“诛之为上”。这话本身没有错,周恩来也公开讲:只要你们中央军不进潼关,委员长的安全是有保证的。这个话反过来意思就是,那要是进了潼关,对不起,他的安全就没有保证了。但那个时候我把这封电报扣下了,没有公开。为什么呢?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必要时”指什么,看到这个就会简单说共产党是主张杀蒋介石的,这不符合实际。有些人就会渲染,说哦,原来还有一个“诛之为上”的说法。而且你越解释,人家越认为你要逃避问题。另一方面,张学良还在台湾,这不能不考虑。所以就没公开。后来有人编西安事变的书,把这个电报发了,万毅,当时的七大候补委员、东北军的将领,就写信给胡耀邦,说这个电报不该发。耀邦同志就通知这本书停售。那么我想,当时的决定没有错。所以,党史研究牵涉一些现实、敏感的问题,跟其他如古代史研究就不一样。 我有一次看英国人写的太平洋战争,是根据美国1980年代初公布的档案写的。书里有好几个地方写到,公布的材料是复印的,有些地方被遮盖了。可见美国的档案,涉及到他认为有现实影响的、政治敏感的档案,也不会公布。 但是,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布出去的档案,大概比什么单位都多。这个话,我想大概并不夸张。 谈“非官方”党史:有些材料他们看不到,只能靠猜 澎湃新闻:您编著的可以说都是“官修”党史,那么您如何看待其他一些在社会上也非常活跃的党史学者? 金冲及:我有一次在山西跟高华聊了半天。要说年龄,我差不多比他长一辈。他父亲是厦门大学地下党,我是复旦大学地下党,所以讲经历很多事情都能够说到一起。他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想这对人看待问题确实会有影响。 高华的书出版后就寄给我了,当时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全部看,但我听别人说了大概印象。关于延安整风,他用的是公开发表的材料。延安整风核心的材料是会议记录,特别是1941年9月跟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等等,很关键,这些他看不到。如果系统地看过就会知道,有些东西他还是比较隔膜,很多是靠猜。 2008年前后我到法国去,当时有一个德国教授讲毛泽东,我就说你有几件事讲得不对,我的根据有会议记录、有当时的电报,一条条讲。休息的时候他就过来,他说是啊,你讲的这些档案会议记录我们都看不到,只能去猜了。这倒也是老实话。延安整风里面当然有很多问题,特别是抢救运动。但是从会议记录来看,最中心的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实事求是也是这时提出来的。陈云也讲过一句话,说我延安整风时候把毛主席起草的这些电报文件系统看了一遍,印象最深的就是“实事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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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给高级干部作整风问题的报告(1941) 澎湃新闻:杨奎松先生的研究很棒,在读者中也很有影响,您怎么看? 金冲及:杨奎松的东西我当然看,他书都送我的。他的第一本书还是我给写的序言,《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他有许多长处,搞材料是非常用功的。说起来他们搞材料没有我们这样方便,有很多是一个省一个省的档案馆去跑,另外他一直在那里想问题。所以杨奎松到北大去当教授,我给他写的推荐信。推荐信当然都要全面地讲,我先讲了他的很多优点,也讲了一句,有时候有片面性。 我觉得创新有两种。一种是原来的结论没有错、但很笼统,你用大量的事实把它弄清楚。另一种是过去说错了,你纠正。现在都认为后面那种才是创新。关于“翻案”,有一次胡绳跟我讲,说他们要创新,把我推倒;结果推倒我的意见,在我看来就是当年我们推倒的蒋廷黻他们的意见。人有时候总是喜欢一个新鲜的说法,以为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妇女穿旗袍,一段时间风行长旗袍,过了一阵又流行短旗袍。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我可以这样讲,有的事情,有时候不方便讲我顶多不说,绝不会明知不是这样,却瞎写。假如是你的推测,用“看来、据我分析”,那也好。写过周恩来的高先生,他出国前我们就坐在这个沙发上聊了一下午。我们都很熟。他的那部书,两头引的材料都是真的——他的引文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编造的——但是,两段引文中间的叙说,有很多是他的推想。人家一看,全信了,全接受了。对这些情况,我的想法就是,我认为怎么样的,就怎么说。不方便的,我最多是不说,我绝不瞎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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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著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澎湃新闻:现在民间对中共党史、国民党史的研究都很有兴趣,他们可能更愿意听和官方叙述不一样的历史。您怎么看? 金冲及:可能有很多原因。现在的人有一种心理状态,如果我说共产党对,他们就说反正你是官方的(史学家),你替政府辩护。另一个人说共产党不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只挑它的过错讲,人们觉得这是过去没听说过的,(就趋之若鹜)。这种心理状态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但看问题是不是一定非得这样看? 刚才说我和高华的父亲是同一辈人。我也在“文革”中吃过好几次苦啊,但现在我想的还是希望把我们的国家搞好。 其实我这个人,跟我熟悉的都知道,我大概属于比较温和的,不是很极端的人。我当年上学也是去读书的,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革命。那时是想着,这国家搞到这样怎么办啊,大学生要改变它。那么共产党的主张我接受,我就参加。 我现在不是说,国民党的好话一句也不能讲。这我太了解,我是接受国民党教育下长大的,我上学时就读过《缅甸荡寇志》(关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作战的作品,1946年出版),感到很佩服的。我们也都看,不是不知道(国民党抗战)。但现在人好像有一种逆反心理,讲国民党净说好的,讲共产党净说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实啊。有些人说这些过去我都不知道,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啊。我只能说,有的是事实,有的是事实的一部分。现在人的心理状态就觉得,诶,这是老一套,那个新鲜,就相信那个。但是我看(有些研究),总是感觉,哎,他太年轻,他没有经历过。 我今天也不是官方的代表了,没有义务去为什么辩护。我现在没有官职,只是说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听不同的声音常常是有益的。有一次我参加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三方共同参与的研讨会,谈中日战争里的军事问题。日本、台湾学者的发言也给我很多启发,对于不同的叙述,如果有道理,那我就要放弃原来的看法。比如跟台湾学者蒋永敬讨论的时候,他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是孙中山提出的,国民党一大也没有提。我仔细查材料,确实找不到,这话他站得住。那我就跟他讲,我接受这个意见,三大政策是后来才提出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孙中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蒋永敬说这他也能接受。这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跟台湾学者可以达成共识:孙中山和国民党一大没有提三大政策,但事实上是照那样做的。 (澎湃新闻实习生石伟杰协助访谈录音整理,谨此致谢。) |
感觉有些机械的研究历史了,就像百年后史学家捧着劳动法研究八小时工作制一样,可能真认为就是八小时工作,其实是996,甚至一天超20小时的工作。判断一个历史人物,要听其言,观其行,看其结果是否有益于历史发展规律。 |
研究党史的书方面还算比较专业的,是胡绳胡乔木好友,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很大方面受到二老影响,可以继续看。 |
有个人叫高华,人是好的,就是啊,人永远不要太信某一个教派,金冲及会更内一点,当然也更正统写的书有两下子,但当代史,是没啥意义的。。 |
他爹算是个硬的 当年明的跟老蒋对着干 落水原因和陈代表差不多 只不过他是为了周代表 |
作品都很好啊,而且其他答主说的他书的问题,其实在他自己那本《漫谈史学》里很明确的说了,他知道他书的一些问题。也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写。 |
小粉红有时候给对方扣上汪伪后代的帽子,而这位却是正宗汪伪后代.成分有严重问题的家庭,金冲及能做到这个位置真是奇迹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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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史学史才疏,独立精神本不如。徒然档案皆经眼,无彼延安一卷书。(转) |
很靠谱,三观正,掌握的史料多,比高华强多了。 |
他父亲的文章蛮好看的 |
惊闻金冲及老先生逝世。前段时间阅读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犹在眼前。在多元思想交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金老能够在极大的压力下完成《周恩来传》等一批党史著作实为不易。于当代治当代史本身就是一个楚人鬻盾的难题,而金老能够于多方之间寻得平衡,并作出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是金老作为一位当之无愧的老革命、老党员、爱国主义者在现阶段能做的最大努力。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向金老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金冲及老先生一路走好! |
他儿子金以林的书还可以 |
他批评高华看的资料太少,哈哈哈哈哈哈哈 |
哈哈 |
他和金熊白是不是有关系 |
可以研究一下他父亲是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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