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 古时候老虎多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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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古时候老虎多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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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老虎多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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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猫科动物）
野生动物
古代生活
华南虎
古时候老虎多到什么程度？

古时候，老虎太多了！
孔子路过泰山脚下，有一个妇人在墓前哭得很悲伤。孔子扶着车前的横木听妇人的哭声，让子路前去问那个妇人。
子路问道：“您这样哭，好像有了很伤心的事情。”
妇人就说：“是啊，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后来我的丈夫又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死在了老虎口中！”
孔子问：“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回答说：“这里没有残暴的政令。”
爷孙三代都能死于户口，这种概率足以说明老虎的数量。

顺治年间，满清一将军上书请示顺治，打下成都之后，是男女俱屠，还是屠男留女。这封奏折还在，见过照片，可惜没有保存。
不知道顺治怎样答复的，反正后来四川空省，老虎多起来了。
康熙八年，欧阳直《蜀乱》一书记载：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层，浮水登船，自内江奔出，月下见四虎狂奔，沙际大虎成群，数十鱼贯而行。
川南叙州府富顺县“数年隔离火食，虎豹生殖繁盛，昼夜群游城郭之内，不见一人驰逐，其胆亦张。”
老虎多到改变独居习性，成群结队白天群游城内，跟我们旅游一样。

多到“杀虎手”曾长期是明代官军的固定编制，有特供的粮饷；
多到皇帝要专门派军队去京郊附近的山陵、长城一带猎杀老虎，减轻虎患；
多到老虎都跑进京城要“见见”皇帝老儿；
多到宋代福建捕虎猎人林亘成了庇佑老百姓免遭虎患的“林公大王”，林公宫遍布闽东。
看了这个问题下的部分回答，麻烦各位回答前首先搞清楚什么叫“古时候”，起码得在清代及以前吧？你讲个民国时候甚至几十年前的故事，这不符合题意吧？
其次，能先搞清楚“多”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吗？
指的应该是老虎的数目多、种群密度大吧？你讲个某人遇到了一只老虎的传奇故事是啥意思？这能代表“老虎多”？好歹多讲三四个例子吧。
最后，因为我们既然要知悉古时候老虎的数目、种群密度，必然是要通过相关古籍史料的，那这很明显存在一个问题——明清保存下来的史料要远远超过之前历朝历代。这能说明明清时期老虎数量远多余以往吗？
而且记录下来关于老虎的案例，都必然是关于人虎冲突的，也即所谓“虎患”。
所以我们通过古籍史料知道的，实际上是老虎与人类发生冲突后，造成“虎患”的那种“老虎多”。
反过来说，如果一片区域没有人类或者很少人类存在，那么就不会有人类记载此地老虎多，但这不代表此地老虎种群密度小。
在搞清楚了以上三点的基础上，再来回答此问题。
包括《大明会典》等等很多明代史料都有提到：
三千营下设五司，其中四司由各类掌旗上直军构成，第五司“管杀虎手、马轿及前哨马营上直官军、随侍营随侍东宫官舍、辽东备御回还官军。”
《明实录》：
天顺元年九月十三日，给天寿山防护役作官军杀虎手百人口粮，每人月米三斗，从右都督过兴奏请也。
天顺八年二月十三日丙申，户部请增山陵督役，都指挥米月三斗，指挥以下并军士二斗，盐一斤，官医、杀虎手日一升，马日给以刍秣。从之。
这里提到的有特供口粮、食盐的“杀虎手”，不知道有没有人好奇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难道真就是字面意思用来猎杀老虎的？
其实这还真没错。
天顺六年冬，居庸关长城直抵山西大同一带虎患严重，于是明英宗朱祁镇命令太监韦诚率领三千营的杀虎手去当地猎杀老虎。
天顺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内官韦诚奉命率领杀虎手，并起集军夫，于居庸关直抵大同一带杀虎，奏千户等官冯福等七名不到。
诏锦衣卫擒之，枷于三千营示众。
据天顺八年进士马愈的《马氏日抄》“擒虎”条记载：
天顺己卯，有虎至城东北外角，英庙命杀虎手三百人往擒之，毋得伤虎。
杀虎手所执兵，刚叉、托叉相半，刚叉三出尖刃，托叉歧出无刃，至则围虎。
而孙明者，父子皆往。明为虎撄坐身下，众以刚叉逗其口，使不伤人。而明之子后曳虎尾，尾掉人随以掉，虎遂被擒。舁入大内，杀虎手皆执叉以待上于后苑山子。上观之，命送虎圈。赏杀虎人手钞若干锭。比颁赏，托叉者与之，而三刃者不赏。
天顺三年，有老虎跑到了京城东北外角，朱祁镇赶紧命令三百个杀虎手去抓，但他想看看这只胆大包天的老虎，于是命令众杀虎手不得伤害老虎，要活捉。
古代没有麻醉剂，要活捉老虎可就难了。三百杀虎手又是钢叉逗其口，又是徒手上阵抓老虎尾巴，有个叫孙明的差点没死在老虎嘴下，最后好不容易才将其活捉。
虽然朱祁镇这条命令真是不干人事，但也让我们清楚知道了明代的“杀虎手”的主要业务是干啥的，以及“杀虎手”怎么抓老虎、采用什么工具、编制数目大概有多少。
当然，明代的“杀虎手”也不单单只是杀虎、捕虎，正如明代的弓兵、番子手，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也都渐渐有了各种各样的新业务。
比如嘉靖年间，倭患严重，地方上的“杀虎手”还要参与抗倭：
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南陵倭流刼至芜湖，纵火烧南岸，突渡北岸入市，各商民义勇登屋，以瓦石灰礶击之，贼多伤者，遂奔去，各商兵下屋，生縳二倭，斩首十级，贼趋太平府。
是时操江都御史褒善驻太平，遣千户曾等督乡兵义勇、杀虎手等兵御之于马厂，大败，贼遂进逼府城，城中人断河桥防守……

明内府驺虞图卷
其实看一些古籍史料的记载，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的虎患都很严重。尤其是曾分布有大量华南虎种群的东南诸省，很多百姓葬身虎口，下表是明清时期死伤百人以上的虎患事件：

以南方的福建省为例。
明清时期福建虎患严重，所涉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深，均远超前代。
一是因为明清流传下来的史料很多；
二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豆、番薯、玉米等等新式外来作物的引进、推广，明清时期人口增长很快，人地冲突矛盾加剧，很多山区、丘陵都被开发出来，至少能种番薯活命，于是老虎的栖息地、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实际上虎患严峻，其根源并不仅仅是人口膨胀所造成的山区开垦，更与区域经济国际化有关，尤其是近代开埠之后，茶叶、林业贸易的兴盛，导致生态急剧恶化，虎患骤增。
从时空分布来看，明初虎患尚少，弘治之后，由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连连，虎患开始增多，而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不恰当的行政举措，更使猛虎肆意荼毒。
如福州，宋代“虎，山深处有之。异时，或忽至城邑”。
到了元至正年间，老虎出没已成常事，以致“白昼，获虎于郡城西”。
人口密集的闽北，虎势汹汹，如建宁府“猛虎白昼群行，道旁居民多为所食，哭泣相闻，无所赴诉”。
但总体而言，此时虎患尚不严重，文献记载极少，仅有十余条史料，多发生在局部县份，地点在郊外。

明松荫雪虎图
到了明清，福建虎患骤然增加，记载非常多，随便在古籍数据库中一搜，就达一两百条。
而老虎活动范围也有扩大趋势，全省除平潭外，其余63州县均有出没，惨遭虎噬的民众常达千百，持续长达数年，令人触目惊心。
有学者根据福建的地方府州县志记载，作了一张明清时期福建虎患时间分布及其频率表：

明清时期福建虎患时间分布及其频率表
明初，福建共发生30起，频率达0.2，随后平息，数十年间仅发生一两起。
至明中叶，虎患骤增，如正统年间虎患发生3起，频率达0.23。此后，虎患继续增多，尤以明末清初最为严重。
满清顺治年间，每年频率竟达1，随后减少，分别为0.59、0.53，至清中叶，频率与明中叶相似。但至晚清，虎患呈骤增之势，光绪年间为0.44，与明末崇祯接近。
明清福建虎患不仅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而且危害剧烈。樵夫、路人成为猛虎袭击的主要对象，所以经常有官府组织军队、民间百姓到山林、田地中捕杀、驱赶靠近村庄的老虎。

明人驱虎图
相关史料记载：
明万历元年，宁德虎患：“人被伤者四五十，猪狗无算”，造成社会恐慌，“行路必数十人持械乃敢行，入山樵采亦必结众，鸣锣鼓噪乃往”。除守卫领地外，老虎还成群结队，主动攻击村庄。
康熙九年至十二年，长泰“邑多虎，十百为众，逾垣入室，八里乡民遭吞噬者千余人，小村至无人种”。由于虎势凶猛，百姓只好迁徙他处，社会陷入瘫痪。

清虎图
明洪武二十年，德化“黑虎为灾。群虎四出，白昼噬人于牖下，或夜阖室尽噬，缘是死亡转徙，户口耗，田野荒。”
大量人口不断向山区进逼和新作物的引进推广，而出现的山区开垦规模的扩大，对山林资源严重破坏，激化了虎与人之间的矛盾。
但就福建而言，虎患不能简单归咎于人口膨胀，它与气候变化、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均有密切关系。

明清数省虎患频率分布
明清时期的闽东虎患最为凶猛，其烈度、广度均超过其他地方，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此，当地民众常祈求各种神灵庇佑，保佑老百姓免受虎患之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林公大王。
林公原名林亘，传说其为打猎能手，曾深入虎穴消灭猛虎。
《宁德县志》记载：“相传神为宋时邑杉洋人，善搏虎。没后能御虎灾，故祀之。”
在地方士绅的支持下，“林公大王”从民间淫祠升格为官方认可神灵，成为闽东主要的民间信仰，祠庙急剧增加。
《宁德县志》记载：宁德北门外，碧山樟树下，周墩东门、西门、杉溪、瓮窑都建有林公宫。每年正月初五至十五，各处林公庙都要组织人员到杉洋祖殿“求林公”、分香火，举行专门的“平安福”仪式。
这也反映出当地虎患严重，老虎很多。

有，多，但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多，不是说出门就遇到老虎，或者上山必定有老虎这种。
而是说很多地区山里可能有一两只这样子，即使这样在当时肯定也会引起这片地区的小轰动了。
当然，相比现在肯定多的很多。
《广西通志》卷3《祥异》里面有明确的记载，有个地方就是我们那里，建国前甚至到建国初期那段时间，都还是有老虎。
我来说说我奶奶以前和我说过的事情，信不信的且当个故事听吧。
我奶奶九十多岁了，今年刚去世，在旧社会往上，说不上地主，但在我们村算是富农一类吧。
在她小时候，村里都会养狗，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养狗原因，一个是看家护院，另外一个就是报警功能，我们村没通路的话，应该算是在山里，就是出了门，前面就是大山。广西大家应该知道，连绵不绝的大山，那时候山里就有老虎，正儿八经的华南虎。
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成立，我们那边有句谚语：XX岭（村名），XX山（地名），日头落岭就关门。这里模糊处理了，大概意思就是我们村和这个地方的人，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要关门在家了。
我奶奶说，那时候大家都会紧闭门窗，就是为了防“大虫”（老虎，我们那边的方言），大概到半夜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村里面的狗突然集体开始狂吠，那没跑了，就是大虫要进村了，这个东西精明的很，两只眼睛晚上看过去，和灯笼一样的，走路一点声音没，但是有骚味，狗鼻子和听觉灵敏，大虫还在很远的时候狗就开始叫唤了。
等老虎进村了，那又不一样了，狗不叫了，开始呜咽。
养过狗的都知道，就是那种害怕的呜咽，如果哪一家狗都不呜咽了，只是瑟瑟发抖，找地方躲，那么没跑了，大虫就在这家窗口或者门口那里趴在。
说它精，就是因为这样，一点声音没有，悄悄的趴门窗，如果没关好，它真的会进去叼人的。
有一次就是我奶奶全家都在床上准备睡觉了，家里面的狗突然就呜咽的找地方躲，然后就闻到了有一点点很燥的腥臭味，然后就听到门有轻微的刮擦的声音，养过狗的应该知道，就是狗轻轻挠门的那种声音，但是更轻，也不多，轻轻的挠几下，看见打不开就走了。我奶奶对此印象很深刻，对大人来说可能没什么，因为知道门够结实，但对小孩来说，实在是够恐怖了，她说，甚至能隐约听到老虎的鼻息。
而且有人被吃掉的情况，不过她那时候年纪还很小，只记得有人被叼走过，但具体的情况不清楚了。
我小时候听她说这个事，半夜都会梦到老虎。
再往后一点，就差不多是建国的时候了。
这是她正儿八经的记得出现吃人的情况了。
具体是这样子的，当时夏天，正是田里稻谷需要水的时候，那时候有些人为了灌溉自己家的水田，就会把田里的出水口堵住，稻田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嘛，你家连着水渠，然后你把你家田的出水口堵住了，那连着你家的水田就没有水了，夏天水田没水搞不好水稻是要死掉的。于是她们村有一个人，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堵他家水田的水，于是半夜就拿了一盏火水灯就去田里看着。
于是就出事了，那家人老婆发现自己老公天都亮了还没回来，就去田里找，以为是在水田里睡着了，去到后发现她家田埂两边的水稻顺着一个方向一路倒一路被拔过去，就知道应该是被老虎叼走了。和猫一样，抓到猎物后一般不会当场咬死，会叼住猎物的脖子往窝里走，这时候因为求生欲望，她老公就一路拽一路拔手能碰到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于是这个女人就慌忙跑到村里喊人，村里立刻组织了几十个人，拿着长刀火铳之类的，就顺着那些痕迹一路找过去，一直找到山里，一路上痕迹很明显，腿蹬泥土的痕迹，拔水稻，拔草的痕迹，血迹都有，然后就追到了山里的一个石洞里面，去到的时候老虎没找到，人找到了，已经没了准确的说剩半边。另一半都是骨头。当时这只老虎并没有找到。
于是到了后面的“打虎运动”，也有说叫“打虎除豹”，具体宰了多少，我奶奶没说，不过那以后再也没有老虎了。
还有一个是杀豹子的，也是豹子进村，然后被一个喝醉了酒的猛人骑着打，然后豹子被打死吊在村里CBD的事，据说此人酒醒后一度吓得站不稳。

雍正三年，一只老虎进北京城，从齐化门（今朝阳门）蹿到东便门，然后进入内城年羹尧家，在屋顶上待了一晚，天明才被围剿官兵扎死。
这可是雍正在批示直隶总督奏折时亲笔写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细节毕现，真迹犹存。
有史家认为，此事仅见于雍正朱批和乾隆年间一清人笔记，未见正式档案，所以甚为可疑。可能是雍正为处置年羹尧而夸大其词。但说明，当时华北虎就生活在北京城附近。
雍正朱批原文：
一件大奇事！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决。四五日前，朕宽意已定，不料初三白日，一虎来齐化门外土城关内地方，报知提督，带新满洲，虎已出城外河内苇草中。新满洲到已晚，伊等周围执枪把火看守。半夜忽然突出，往南去，从东便门上城，直从城上到前门下马道，入大城，并未伤一人，立入年羹尧家，上房。至天明，新满洲、九门等至其家，放鸟枪；虎跳下房，入年遐龄后花园中，被新满洲追进，用枪扎死。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彰明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

我在天涯论坛上上看到一份县志，里面写着群虎围村长达月余，最后村中一猎户冒死逃出，报于府衙，派军队猎杀饿虎百余，方除虎患，但是村子也被老虎吃剩下一半人了
这个县志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如果是真的也就太恐怖了，老虎独居生物竟然发展到组队捕食，还围村，一种星河舰队虫族感觉

别说古代了，359旅开发南泥湾的时候，一年就打了一百几十只虎豹，这也是部队重要的收入来源。
现在南泥湾别说虎豹了，有狼、有狐狸吗？

先说远的，比如春秋时期。
那时候老虎到什么程度呢？多到虎皮都可以当作军队制式装备了（当时的犀牛也贼多，犀甲也差点列装军队）。
《左传》里的齐宋伐鲁乘丘之战（曹刿论战那一次）跟晋楚城濮之战，都出现大量战马蒙虎皮的记载。
学霸题，数虎皮。城濮要交战，马要蒙虎皮，晋军七百乘，每乘马驷匹，一马一张皮，要宰虎几批？
另外一些边疆戎族“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国中以为货。”虎皮多到都作为通行货币使用了。
再说近的，比如清初的四川。
明末清初四川经历长达30余年的战乱、瘟疫和饥荒后，人口从明朝末年的685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据葛剑雄教授《中国人口史》统计）。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官方户口登记数为18509丁。按康熙二十四年王骘《条陈太和殿采运楠木疏》所言：“以通省之户口总计之，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是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如果以一户5口计算，包括成丁在内四川的在籍人口约10万人之内。王骘所言“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符合实际。
川内千里荒芜，唐宋时期成都平原的森林覆盖率降到20%左右。清朝入关之初，由于人口的减少，耕地大量抛荒，四川盆地原有经济开发区中的次生林和灌木林可能恢复到50%，山地乔木覆盖率高达80%。
在植被恢复及人类活动大幅减少的双重利好促进下，四川老虎的数量急剧增长，于是发生了可能是历史上最严重的虎患。
康熙二十一年春，县令张懋尝率8人赴荣昌县履新。荣昌位于重庆以西，处成渝两地中段，是川东丘陵和川西平原的交界处。斯时，“平定三藩”战事刚刚结束，虽说正是春天，但驿道两旁田园荒芜、万户萧疏，让张懋尝颇感惊心。由重庆府到荣昌的阡陌良田，已有近40年无人耕种，田里的树林绵延成森林。好在他率领的人除师爷外，均是精壮军士，熟操刀剑。一行人昼行暮宿，在第五天下午终于走进荣昌洞开的城门，时值黄昏，城内除野草残垣，竟无一个人影。张县令好生诧异，令军士敲门询问。门推开，冲出的竟是数只猛虎！众大骇，一番血肉拼杀，3名军士力县令吏逃出，其余5人当即丧生！
这一惊心动魄的往事，载于清《荣昌县志》第十九卷上，它只是川渝酷烈虎患的一个小小插曲。
在当时清初文人笔下或当地县志中，虎患随处可见：
费密《荒书》记载：“顺治四年（1647年），成都空，残民无主……虎出为害，登楼出水，州县皆虎。”
《祥异志》载：“清顺治四年，虎入城。”“七年，虎食人。”“康熙八年，荆榛满地，虎踪遍野。”
吴伟业《绥寇纪略》记载“虎豹形如魑魅饕鬄, 穿屋逾颠,逾重楼而下,搜其人, 必重伤且毙,即弃去,又不尽食也。荒城遗民几百家,日必报为虎所暴,有经数十日而一县之民俱食尽者。”
欧阳直《蜀乱》（又名《蜀警录》）记载:“(清初)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 浮水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
彭遵泗《蜀碧》记载:“白昼(虎)入城市,遗民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往数日而县之人俱食尽者。”
赵彪诏《谈虎》记载：“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
刘石溪《蜀龟鉴》记载：自崇祯五年（1632）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后定”，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王士祯奉命试入蜀，沿途所见，荒凉不堪，著《蜀道驿程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自宁强至广元，"城郭为墟"，居民稀少，"麇多食稼"，"荒残凋瘵之状，不忍睹"。过盐亭，次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抵建宁驿，"竞日出没荒草中。土人云，地多虎，日高结伴始敢行"。自潼川(今三台县)西行，"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次中江县， "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至汉州(今广汉)，"城堞室庐，鞠为茂草"。次双流县，"县已废人新津"。人城，"即颓墉废堑，虎迹纵横"，至眉州，而又西行，"数十里无炊烟，最为荒阒'。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陈奕禧运饷银到四川，根据沿途所见，写成《益州于役记》。其中写道："州邑皆荒残，无复烟火"。"岩阿群鹿，大者如马，往来于荒田中，止息甚闲，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方象瑛奉命入川任主考官，著《使蜀日记》记其见闻。其中写道："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遭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抵潼川州(府)，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树木如拱"。"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
《巴县志》记载，从明万历十四年（1586）到清乾隆三年（1738）,多次“虎入城”，跑进重庆城来“散步”。
道光《重庆府志》记载：顺治三年（1646），“大疫复有虎患。重庆当流贼残杀之后，几无遗民。五年戊子大旱，群虎白日出游。”
道光《綦江县志》卷10记载：府属綦江县在清初“群虎白日出游，下城楼窥破残人户……行者虽五七同群，执器械，前后中间必有一失。”
民国《江津县志》卷3记载：“顺治戍子(1648年)大饥，所余残民，彼此相食，其食人诸状惨不忍述。津自是为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
顺治六年（1649年）清廷颁布“垦荒令”，命令各地官员把逃民不论原籍，别籍一律编入保甲，组织他们开荒种地，并发给他们印信执照，让他们永远从事农业。三年之后，让地方官亲自来查看成熟情况，并且征收钱粮，此外还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以垦荒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
在这种看似“惠民”政策的鼓励下，十余个邻近省份的人民怀着“大清梦”，变卖家产，背井离乡来到地广人稀的四川准备开始做一番新的“事业”。也因为移民的人中湖广人较多，这场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数百年的大规模移民迁徙，被后人称为“湖广填四川”。
当这些怀揣着对美好生活向往，渴望变成有产者的百姓进入四川后，却没想到迎接他们却是一群群饥肠辘辘的猛虎！
南充知县黄梦卜就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仅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以致黄梦卜无比感慨地说：“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远，尚不免于虎毒，而别属其何以堪哉？”
面对如此严重的虎患，清政府很显然是知道的，但是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决定停下移民计划，顺治六年的“垦荒令”收效甚微，顺治十六年，清廷再次招募民众垦荒。
到了康熙六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风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4页。）
为了推动这项政策，还设计出一套奖励机制：
“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
这种“奉旨入川”往往是由当地职能部门强制进行的，再就是清朝官员为了多招民，不管愿意不愿意，一声令下集中，强迫百姓登记后，成群捆绑移送入川。押解着移民上路。移民途中要上厕所，才能请求清兵给自己松绑，相传这就是“解手”一词的由来。（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终《“张献忠屠蜀”与“湖广填四川”考辨》）
至于这些入川的移民是否能够被妥善安置，老虎肆虐之地是否能有安全保障，这就和朝廷官员和地方官员没什么关系了，也不在他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当时在四川省内的移民如果要去河边取水，甚至要组织一帮人马，敲锣打鼓持火把，拿着武器才敢出门，以此来恐吓老虎。但即使是这样，还经常听说某某州县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
虎豹生殖繁盛，昼夜群游于城郭之内，不见一人驱逐驰之”，无人管理下，老虎的行为也越来胆大嚣张,甚至“遇人即攖，甚至突墙排户，人不能御焉，残黎百姓多死于虎。”重庆因为山地多，老虎更为泛滥：“群虎白日出游，下城楼窥破人户。”即使有五、六个人拿着武器也不能幸免。
楚北道王氏家族在王仁杰、王仁信的率领下，历经千山万水来到四川，辗转落脚在桂兴。在《王氏族谱》记载，当时虎狼成群结队地在山林里大摇大摆地窜来窜去，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为防虎豹伤人，刚刚落下脚来的王氏祖先只好在山中的大树上结庐搭棚，借以栖身。白天下树劳作，夜晚上树休息。
广安姚坪里邓氏家族的回籍祖之一邓绍祖，就是在康熙十年（1671年）从广东返回广安，“未几夭亡”，夭亡的原因据说就是“为虎所食”。
同样是移民的李氏家族《邻水柑子李氏懋熙堂族谱》，里面也有这样的文字：“元末明初，四川战乱频繁，人口大减，至明末清初，四川经历四十余年战乱洗劫和瘟疫流行，人口锐减，邻水几乎是十里无人，百里无烟。清顺治十八年，李石亨任邻水知县，于次年即康熙元年，在荆棘丛生、郊外常有虎豹出没的县城遗址（今鼎屏镇）上草创房舍，招民居住。”
在邻水县邱氏家族编撰的《邱氏邻水分谱》中，也记述：“邻水地当川东要冲，饱受兵燹之苦，境内十里无人，百里无烟，群虎白日出游。”
暨南大学历史系学者刘正刚在调查客家移民史时，对川渝虎患做过考证，认为虎患多以城镇为主，“这与陕晋地区虎患多发生在山区不同。陕晋虎患是流民在开发山区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川渝虎患则因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往深山避难，反而使城镇空虚荒凉所致。”
嘉庆初年，广汉人张邦伸在《锦里新编》中，记录了其先曾祖张连义于康熙甲子(二十三年，1684年)迁居广汉，在凉水井从事开垦过程时，发现一个"飞人"的故事：
　　有一天中午，张连义按惯例给田间劳作的人送酒食。"忽有人自林间飞下"，顷刻间，突然又"飞去"，不见人影。他于是大声说：你若是想来加入到我们中间来，请一同吃酒。我们都是耕田之人，不会害你的。那人有所顾虑，不一至。张连义再次招呼说："汝系鬼，即不必来。如系人，但来何害?我辈皆新迁之户，以养生治产为业，从无害人之心，不必避。"于是，那个人从树上飞了下来，并和大家一起喝酒，酒后大醉。酒醒后，张连义问他姓名，他"以手指口舌"，想说却"不能言"。离开的时候，他"复飞升树颠，捷于猿鸟"。第二天，张连义又派人"携酒持粥"到田间，并招呼他下来饮酒。三天后，这个人渐渐能讲话了。接着便断断续续讲述了有关他自己的传奇故事。
　　伊姓李，凉水井以南大林，即伊庄也。八大王反时，伊已二十余岁，家中男妇大小百余口，尽为流贼所杀，伊藏树间得免。逾年，虎豹豺狼成群往来，人不敢近。又数年，马牛犬豕均能伤入。伊饥食草子、鸡头等物，渴饮塘水。见有贼人、恶兽，即隐藏树枝不动。久之舌硬，不能旋转。又久之，身亦轻，力益健，飞跃自如，不火食已三四十年矣。但不知今为何世?系何年代?
　　后来，这个人"渐与人亲洽，饮食坐止，俱如常人"。通过相互介绍，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名叫"李家庄"，其西为"郭家庄"，其东为"何家营"，其南为"后营"，又东南为"许家大屋基"。他当时所认识的那些"旧人"，已经"无一存者矣"。张连义见他孤身一人，无家可归，便把他。招至家中，听其随工人等耕作自赡"。然而，他并不适应眼前的农耕劳作，因而总是"性昏聩，语言颠倒，多不自主"，所以大家叫他"李颠"。5年过后，他"忽遁去，不知所终"。
张邦伸在文中记述，广汉这个地方，在明末清初三四十年间，炊烟断绝，人迹罕至。在这种环境中，不仅"虎豹豺狼成群"，而且连"马牛犬豕均能伤人"。幸存下来的人，不仅丧失了说话功能，而且还练就了一身"飞跃自如"、"捷于猿鸟"的轻功。"飞人"李颠正是在这种满目荒芜的环境下，长期适应与世隔绝的非人生活的产物。
川渝虎患酷烈，还使得人们闻虎丧胆，豆“腐”与老“虎”同音，说此腐想彼虎，难免心头恐慌。人们避讳直接说“虎”，非说不可就改换说法，换成大家熟知、温顺的家猫，以猫言传意会地替代老虎，于是人们就把豆腐说成：“灰猫儿”。各地口音差异，久而久之“灰猫儿”便衍生成为“灰毛儿”“灰妹儿”。川渝地区还有把常用工具“斧子”说成“开山”，据说也是避讳虎的意思。
“湖广填川”大规模的移民入川，复垦农耕，且百年无战事，川渝生息得以休养，从前荒凉的局面得到改善，成为富饶的米粮生产基地，恢复了天府之国的名誉。老虎丧失了广袤的生存空间，逐渐减少到渐渐消失。川渝百姓也遗忘了那段老虎肆虐的历史，对老虎的畏惧消除，也就没有了避讳。豆花、豆腐回归原本的称谓。也许现在民间已经不知道“灰猫儿”“灰毛儿”为何物了。

广东茂名。我听我叔叔讲过，大概49年左右，解放军过来解放，在路口竹林遇到一只老虎，打死了。山上还有一只，经常跑下来吃家禽，有一次想吃太爷爷养的猪，太爷爷不要命的拿石头赶走了。老房子，全是石头。
解放军那只是真的，大爷爷赶走那只我相信是真的。
我们那不大，村口走路到山里大概也就二十分钟。有两只老虎

听说有老虎吃饱了，跟猫一样站人屋后的矮山上看人生火做饭，看了一阵走的时候被做饭人家的孩子（当时已成年）看见了，孩子没敢做声，目送老虎走的。
幸好是吃饱了下来消食遛弯观察人类做饭的，要是没吃饱的，后果不敢想象。

老虎应该是挺多的，我的先祖在明末清初从中原一带迁移到潮汕的过程中，特意说了同行的亡于虎者甚于兵匪和疾病，至于百虎围村这种一听就是假的，不可信。我爷爷说过，老虎最爱偷袭去野外方便的人，因为这样把后背全部暴露出来了，所以以前的人拉屎都是成群结队的，还有先后之分。潮汕宗族的形成大概先祖们不得不在这种艰险路途中学会异乎寻常的团结有关。
我太爷爷是见过老虎的，我爷爷说过，以前老寨子要起很高的外墙，还要在外面挖一条水渠，就是防止老虎跳进来，老虎在平地能跳起来，在水里就不行了。在东门，西门两个地方各有一座桥，都有人在夜里把守，所以还建了老爷庙，香火整夜不息，老爷庙里的人加上守夜的人，大约有3-4人配有铜锣既防虎还能兼顾防火需求。寨子里也有一个很大的合院，家里没男人的人家就会住里面，以取得安全感。几乎家里户户都种有大量竹子，也大量做竹枪，竹窗挡，门挡。可是即使这样防范老虎，，我爷爷也多次跟我们说过，他小时候的那个谁，我们该叫他什么的人，中午偷偷去游泳，然后被老虎吃掉了，找到的时候只有半边骨头这样的事，同样的，还有夜里偷放田水的，上坟的，去亲戚家的等死于虎口的例子，说实话我爷爷那辈是很少见到老虎的，他几乎没提过他亲眼见过，只说起有过这些事情，能证明他说的事情唯有山上那种很特殊的小坟。我爸就更看不到了，他的记忆里更多是日本鬼子侵略者进村抢糖（我们村子有榨糖厂，用水牛拉动石磨挤压甘蔗榨汁制糖）。但是我爷爷奶奶，我大伯我爸也都说过一种叫做馋狗（字面意思，潮州话发音类似saigao）的动物，他们都见过这种动物，大约是狼或者日本人留下的狼狗军犬野化成的。
在他们的讲述里，以前村里有教训孩子，把孩子关门外被叼走的，有贪凉快在院子被咬伤咬死的，尾随大清早起床的农夫，在大中午埋伏游泳落单的人，特别喜欢欺负老弱妇孺，还会跳进鸡笼子里吃鸡，会叼着猪的耳朵，把猪赶走吃掉的种种事迹，总结下来就是狡猾残忍和奸诈的动物。
那时候馋狗进村，村里有人发现了会敲锣或者敲竹筒，我小时候经常玩我爷爷的铜锣，据说就是以前防馋狗用的。
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着迷这类古怪的传说，用缠着我爷爷奶奶或者同宗的长辈讲这些故事，因为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是铁门，根本不需要担心真有馋狗过来把我吃掉。后来我问一个村里的老人关于馋狗的事时，她哭了好久，并不跟其他人一样跟我说这些故事，我当场就明白了故事并不全是大人编出来吓唬孩子的，那个教训孩子，傍晚故意把孩子关在门外的院子里，导致孩子被叼走的故事确实是真的，里面的主人公也确实是她。后面爷爷奶奶带着我去上门赔罪，她也只是摸了摸我的头，说现在好了，现在太平了。
前几年做了个梦，梦见我拿着小棍子去上学，路过田里的时候，有只灰色的大狗一直跟着我，小跑接近我，我能清晰看见有两条灰色或者白色的线从它眼睛附近延伸到嘴巴附近，然后被路过去放水的细老舅（我奶奶同父异母最小的弟弟）和我同村的志弟叔拿锄头赶走。梦醒了，连草席都是湿漉漉的汗，因为太过真实，连是谁赶走的我都记得很清楚，所以第二天就打了电话回去问我细老舅，问我是不是在上小学的年纪遇到所谓的馋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我爷爷活到94，我奶奶活到89或88，她记不清她自己的出生年月了，他们都见过战争导致的人口凋敝，野兽横行的惨状，养成了睡前要拉紧门栓，哪怕外面是已经上了锁的两层铁门（院门和屋门），要锁上5楼阳台的两层铁门（一层铁管焊的透气用的门和钢筋加铁皮的防水门），拿着手电，从5楼检查每一个有防盗栏杆的窗有没有锁紧，检查完了才能安心睡觉的习惯。
也许，曾经真的有过一段时间，我爷爷奶奶活在一个老虎馋狗这类食人猛兽会趴在门口，窗外令狗不敢叫出声的日子，没拉紧的门栓，没关好的窗台真会要了家人的命。

下面节选自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张献忠篇
“第五重灾难是虎灾。尸体遍地之际，野狗突然多了起来，数十成群，人不敢近。更让人惊异的是，老虎的繁殖力似乎突然增长了百十倍。在四川各地，都出现了大批老虎。经常有成群的老虎，公然出入城市，在屋脊上闲庭信步。欧阳直说：
“张献忠走后，突然四川遍地皆虎，或者七八只，或者一二十，爬楼上屋，渡水登船，真是古所未闻，让人难以置信。我从内江逃出的那个夜晚，四次见到老虎。坐船在叙南行走时，看见沙洲上大虎成群。过泸州，岸上虎数十，鱼贯而行。”
这些虎吃人吃够了之后，遇到活人，专以咬死为务，杀戮之后扬长而去。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四川巡抚张春向皇帝报告，他好不容易在南充县招徕了五百零六人，不久，居然给老虎吃掉了二百二十八人”
生于乱世，更可怕的是人祸，土匪、流贼、官兵、饥荒和瘟疫，哪一个都是吃人猛虎。
下面还是张献忠篇节选：
第一重灾难是饥荒。
张献忠据蜀期间，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绝大多数耕地都被撂荒，积存的粮食则被搜掠净尽。所以张献忠部走后，四川遇到了严重的饥荒，粮价大涨。清人费密撰《荒书》记载：
盖自甲申为乱以来，已三年矣。州县民皆杀戮，一二孑遗皆逃窜，而兵专务战，田失耕种，粮又废弃，故凶饥至。此时米皆出土司，米一斗银十余两，嘉定州三十两，成都、重庆四五十两。
家有钱财的人毕竟不多了，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吃人的现象。《五马先生纪年》载，清兵入四川之后，地方秩序恢复，傅迪吉因事由简州赴成都，亲眼看到吃人。他记载，一路都是饥荒景象。
“宿谭家场，这里还有人家。见到有七八个人，饿得将死，睡在板上，时而张（手），时而睁目。明日，翻山到了毛家坡，见沟下有烟，我于是令人到那里讨火，正撞住杀人吃，我的仆人将吃人强盗锁绑来，问他们肉从哪来，他们说从贺家场弄的。让他们带路到贺家场，见有七八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将一少妇打起，问：‘你们何故杀人吃？’她说：‘我们有何本事杀得人！是公婆将死，去与申从天、申从文弟兄买来。’余问：‘怎么买来？’答以：‘一两银五斤。’”
吃人之事，在彼时的史料中记载甚多。再引欧阳直的亲身经历：
“我在军营中听说外面有吃人的事，我还不信。不久，随抚军马公驻内江，乡绅范文英的弟弟带着他母亲来求粮食，马公给了他几升米，不料回家的当夜就被邻居把粮食抢走，又把范的弟弟杀了吃了。”
及到后来，欧阳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
“后来我路过威远的时候，遇到十数个饥人。他们叫我们过去和他们同路走，我们不敢过去。他们大声喊叫说：‘你们走也走不远，不如留下两个给我们当粮食吧！’我们继续前行来到一个村子，见一家屋里有冷肉一锅，大家争吃一空。等进厨房看时，才看见烹熟一个无发小儿，人头及人皮和内脏都在一边，原来我们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军人们何尝不是如此。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十二月，清总兵马化豹在报给上级的塘报中说，他带领的清兵：
战守叙府（宜宾）已八个月，叙属府县止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获贼徒，未奉上级命令正法，三军即争剐相食。
地方土豪武装更是如此。欧阳直《蜀乱》记：“又，合阳土豪李调燮，曾对我说过，他们集合士兵扎寨时没有粮食，每发兵捕人，谓之人粮。凡拏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系瘦，乃给兵士，烹宰时都按杀猪杀羊的办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义军中，甚至有纯以人为粮者。《五马先生纪年》载：
栽秧完，突又遭摇黄贼自河东来。其贼马步兵俱有男妇俱有因无粮，全杀人以为食。痛哉，此番之惨较百倍于前矣！
第二重灾难是“摇黄”起义军。
“摇黄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数股农民起义军，他们纠集在一起的目的，从其各部首领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争食王”“夺食王”“闯食王”……这不太像陕西大乱初起时，各农民军首领模仿《水浒传》风格起的那些外号，倒颇有些《西游记》中魔王们“狮驼王”之类称号的风采，而其所作所为也颇似食人魔王。他们称首领为“掌盘子”，内部有一套行话：称杀人叫“折割”，锁人叫“带线”，埋伏叫“卡子”，与土匪似乎区别不大。
《南明史》说，他们“后来同当地官匪纠结，变成一种不伦不类的武装”。他们有时与各地小股土匪结合，有时又受雇于官兵，为其打土匪。
虽然他们规模没有张献忠浩大，但所作所为酷烈过于张献忠。欧阳直《蜀警录》载：
摇黄贼攻破长寿、邻水、大竹、广安、岳池、西充、营山、定远各州县，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人入营，所获壮丁用生湿牛皮条捆之，交其面背粮，无人得脱，积尸遍地，臭闻千里。
张献忠败亡后，他们声势大振，可惜此时四川财富已经净尽，他们只好全军以人为粮。欧阳直评论说：
“张献忠部军纪严明，他们杀人，是在执行长官命令，至摇黄贼营内没有军纪可言，随军小孩子都可以擅自杀人，他们是逢人便杀。我后来被摇黄贼掳入营中，亲眼见到他们每把小儿抛向空中，下面用长枪接住，使小儿穿在枪上，手脚抓刨如同飞翔。众军人哄然大笑。又见他们将人活绑在树上，剖开肚子挑出肠子，缠在这个人身上，以为笑乐。又见将小儿提起来，用头撞钟，脑浆四溅，拍手称快。如此惨虐，远甚于张献忠。”
第三重灾难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还是清军，到了这个军粮匮乏的四川都得靠抢粮为生。明朝官兵在他省时即军纪败坏。
明朝末年，军官的腐败甚于地方官，他们吃空额，扣军饷，明目张胆；军人的残酷暴虐，也往往甚于土匪，不但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滥杀无辜，甚至还有吃人的现象。
比如明军大将刘泽清经常以杀人为乐，并取人心、人脑食用，而“颜色自若”。当时的明内阁大学士文震孟坦白承认，明军的普遍情况是：“将无纪律，兵无行伍，淫污杀劫，惨不可言。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报之级，半是良民。”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上任的明郧阳兵备道、按察使高斗枢记叙他在张献忠经常活动的郧阳城的亲身经历时说：
左（良玉）兵二三万，一涌入城，城中无一家无兵者，淫污之状不可宫。数日启行，复罄没其家以击。去十许日而予至，米菜俱无可觅。
士民相见，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真惨极矣！
明末军队军纪之差，为多种史料所证实。许多史书说，他们所至一处，掘地拆堵，细细搜掠。凡民间埋藏之物，尽数获之……班师回日，除主将车载……不计其数外，即一火头军，俱四五驴驮不等……万耳万目，共睹共闻……一家有银钱，则掳杀一家，一村有富室，则掳杀一村。玉石俱焚，惨烈于贼。
乱兵杀掠淫掳，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
在他省犹如此，何况到了乏粮的四川。而清军虽然军纪较为严整，然而从来不惮于杀戮汉人，抢夺粮食。在诸军并进四川之时，侥幸活命的川人怎能安生。欧阳直记载：
贼去兵来，兵去贼来，循环旋转于川北、川东，迄无宁日。贼固酷于杀掳焚劫，而琐细不取，兵则不但多杀人，其劫掳吊拷悉同于贼。且并敝衣小物，莫不席卷，民不聊生矣。
第四重灾难则是瘟疫。死人既多，瘟疫随生。《蜀碧》：
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瘟，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
第五重灾难是虎灾 ......
五重灾难，如同一层比一层细密的死亡之网，能够活着从这个罗网中逃出去的人实在是异数。
对于蜀乱，清人刘景伯撰《蜀龟鉴》做了个粗略的总结，谓：
痛乎，明季屠川之惨也。
四川南部死于张献忠部者十分之三四，死于瘟疫、虎灾者十分之二三，而所遗之民百不存一矣。
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
川东死于献者十二三，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万不遗一矣。
川西死于献者十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二三，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
“四川有土无民”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来到四川之后报告给皇帝说，他只是个空头巡抚，因已经无人需要他来管理，“四川有土无民”。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湖广总督蔡毓荣说：“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马湖（今四川屏山）知府何源浚也说：
“蜀地民稀。”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人口渐渐多了起来，然全省也只有一万八千零九丁，约合九万多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四川通志》卷七十一）。
当然，还有人没有被统计进来。比如那些为数不少的白毛男白毛女：
“叙州有人避贼，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与麋鹿无异。后见官兵，以为贼复至也，惊走上山，行步如飞，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南江二野人，能手格猛兽，擘手獐鹿啖之，悬崖绝壁腾上如鸟隼。他们不怕猛兽只怕人。虽家人亲戚召之，疾走不顾也。”
这些返祖的“原始人”不怕什么狼虫虎豹，最怕的倒是两条腿的同类。
当时的四川，已经不像人间景象。当时的官员目击后，在信中说：“自从进入四川，只见荆棘塞道，万里烟绝。荒野之中，只有野兽成群，不见人踪。偶尔见到一两个幸存下来的人类，又都是五官残缺，割耳截鼻，缺手断脚之人，看上去像妖魔鬼怪，让人感觉不是行走在人间。”
时至今日，每逢成都城区改造、挖路修渠，还经常会暴露白骨，现身说法彼时的遭遇。
明末四川之难，已足以使人惊心骇目，不忍卒读。
可是再往上翻检历史，会发现，这不过是少见多怪而已。这样大规模的灾难在四川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元末同样如此。元时四川是主战场之一，战争过后，人口从宋朝的两百五十九万户锐减至十二万户。后来朱元璋大力移民，才逐渐使四川人口恢复。
生于乱世，人命如草芥。还请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吧~！

多到一群老虎跑到县里集体渡河，把我县里的老百姓吓了个半死，写在县志里了。

我说个豹子的吧，老家湖北省英山县，我们家挨着安徽、两省交界的地方，属于大别山腹地，崇山峻岭。
上世纪70年代末，我爸的表哥在山上砍柴，偶然发现一窝出生不久的小豹子。那时他也小，才十四五岁，还不知道豹子的厉害，竟抓了两只小豹子回家！
刚进屋就被他妈看到了，一顿扫帚炒肉劈头盖脸打下去，然后喊上湾子里六七个青壮年，带上土铳，一路上战战兢兢的把小豹子送回去了。

这么说吧！我们村，川东北地区的。最后一只老虎是八几年被打死的，窜出来咬死了人，人心惶惶，最后出动部队搜山。我祖祖的那个时代大概1920～1960 他们出门赶集，通常都是十几个人约好一起去，出了村口，就不能说话，不能发出声音，山里到处是老虎窝，有些地方他们人在上面走，老虎在下面睡觉，周围人骨兽骨到处都是，臭气冲天。吓人的很。

古代不好说，上世纪50年代就挺多的。当时应该有4000多只华南虎。
湖南打虎王，7年138只老虎的战绩，因此收到首长接见。

还有百虎围村事件。

一年收购1700多张虎皮。
现在，野生华南虎，基本上绝迹了。

我认为挺多的，尤其是南方开发较晚的地方。
因为我的祖先就死于虎口。
这位祖先是我们村的开基祖，生于康熙丁巳年（1677），殁于乾隆丙寅年（1746）。据传此公在村内被老虎吞食，仅剩一只大腿，家人收殓后安葬在村边，坟墓至今尚存。

开基祖坟墓，乾隆三十年重修
他为老虎吞食的故事也一直在族内流传。每年清明去扫墓祭祖，扫至此墓时，总有同行者会说“听说这位祖公被老虎食了，这墓里只埋了一只大髀脚（大腿）”。
我们村在赣南，南边一公里处是南岭山脉的余脉，山不高，很难想象200多年前这里生活着老虎，而且还会蹿入村里食人。
在山与盆地的交界处，有座庙，县志记载建于明万历年间，建庙时山上草木莽莽，巨木参天。从山顶的寺庙俯瞰山下，仅看得“七灶烟”，即七户人家，但是现在山下已经密密麻麻全是人家，山上的大树也在上世纪大炼钢铁时砍个精光，野兽也就仅剩下野猪了。

本来没想回答这个问题的，但看到有答主提到雍正三年虎入年羹尧家之事，诶，说这个我可就来兴趣了。
首先，开宗明义吧，我认为这个事大概率是假的，是雍正编的，或者至少也是夸大的。
虎入年羹尧家一事出自雍正在蔡珽奏折上的朱批

图片截取自《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3册
整理文字版如下：
一大奇事！年羹尧之诛否，朕意实未决。四五日前，朕宽意已定，不料初三白日，一虎来齐化门外土城关内地方，报知提督，带新满洲，虎已出城外河内苇草中。新满洲到已晚，伊等周围执把火看守。半夜忽然突出，往南去，从东便门上城，直从城上到前门下马道，入大城，并未伤一人，立入年羹尧家，上房。至天明，新满洲、九门等至其家，放鸟枪。虎跳下房，入年遐龄后花园中，被新满洲追进，用枪扎死。有此奇事乎！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如此彰明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从古罕闻之事也。朕元年得一梦景，不知可向你言过否？白日未得一点暇，将二鼓，灯下书，字不成字，莫笑话。
按照雍正的说法，老虎一到齐化门外就被人发现了，提督带兵来捕，老虎跑到城外河中芦苇里藏着，躲过了第一轮的搜捕。然后一直等到半夜了，老虎又突然出来，从东便门上城（东便门城墙高十几米），再转前门下马道入大城年羹尧家。进了年家就直奔房顶，在房上趴了一宿，直到第二天兵丁们来将其杀死。

这么一只聪慧机敏、有勇有谋，反侦察能力超强的老虎，折腾一天一夜就是为了上年羹尧家房顶上趴一会？
它在芦苇里躲了一整个白天，应该已经很饥饿了，但入城以后没捕猎，也不咬人，就直奔年羹尧家。进了年家也是就老老实实在房顶上待着。这是图什么？
再说那个年代就算老虎多（明清时期的地方志里常见老虎入城伤人的情况），也基本就是进个县城，京师这种守卫森严的都城，老虎能进去可不容易。而且按理说老虎入城，还进了年大将军家，这可是个大八卦，但同时期的其他档案文献资料里都没有提及此事，民间也没有任何相关的传闻。好像除了雍正，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事一样。
要真有这么一只进了城的老虎，九门提督是要向皇上谢罪的，怎么办的差啊？
过了近三十年，这段轶事才又在《永宪录》里“重出江湖”，也是关于此事唯二的记载。
戊辰，野虎入年羹尧家。
虎由西便门进正阳门西江米巷，入年羹尧旧宅，咬伤数人，九门提督率侍卫鎗毙之。上降谕：朕将年羹尧解京，本欲仍加宽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当诛，将虎仍还伊家。相传羹尧生时有白虎之兆。都城人烟稠密，环卫森严，竟无人见虎所由来，亦非偶然矣。 ——《永宪录》卷三
按照《永宪录》作者萧奭的说法，他这部书就是取朝廷诏旨所编。
况丁未秋有一切诏旨。许官吏记载刊刻共晓之令。遂窃取以有斯编。奉扬诏意。名为永宪云。
资料来源就是朝廷后来公开的朱批谕旨，也就是说此事的唯一“见证者”还是雍正，整件事来龙去脉的源头就是他。
不知道是不是萧奭抄录时的疏漏，这段记载里关于老虎入城的路线和朱批所言并不相同。但他把年家出虎一事和年羹尧的白虎之兆联系了起来。传说年羹尧出生时有异象，民间都传说他是白虎转世。所以这只虎寓意的就是年羹尧。
古人信阴阳五行之说，老虎突然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这在五行灾异说里叫“金不从革”，是凶兆。
《元史·五行志》里记载的“金不从革”条目下就有两个老虎入城的事例。
（至正）二十三年正月，福州连江县有虎入于县治。二十四年七月，福州白昼获虎于城西。 ——《元史》卷五十一
老虎入城是灾异的预兆，有时候也应在权臣身上。比如《元史》列传部分的这段记载：
明年正月甲寅，虎入南城。（赵）与蒨又疏言权臣专正之咎，退而家居待罪。未几桑哥败，平章不忽木奏与蒨贫窭有守，有抱负，世祖曰：“得非指权臣为虎者邪？”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
赵与蒨借“虎入南城”的时机弹劾当时的右丞相桑哥，果然“未几桑哥败”。
再往前推几百年，唐宰相元载的家庙里也进过虎。
己卯，虎入长寿坊元载家庙，射生将周皓引弩毙之。 ——《旧唐书》卷十一
元载最终的结局也是赐死。
老虎入城、入权臣家是灾异的预兆，预示着权臣的败亡。有没有这只虎不重要，重要的是雍正要向蔡珽传达的信号。老虎进城的故事只是引子，“年羹尧，朕正法意决矣”这句话才是重点。
如他之前所说，对年羹尧是不是要彻底的赶尽杀绝他也有过犹豫。就在不久之前，雍正发布的上谕里也有“朕展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有鸟尽弓藏之讥”此类的话。他当初用得着年羹尧的时候，肉麻话说了多少？
什么“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才能够上对天地神明”“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诞就是矣”之类。这才过去多久啊，肉麻话言犹在耳，就翻脸如翻书，要卸磨杀驴了，怎么能不让天下后世议论。
但如今年家出虎，是天意，让原本“宽意已定”的雍正坚定了杀年羹尧的决心。也就是说借着这只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老虎，雍正把杀年羹尧的锅甩给了老天爷。
不是我雍正要屠戮功臣，是天意加诛，是老天要杀他。
你看，多妙。
怎么老虎就能进了守卫森严的京城？怎么老虎就独独进了年羹尧家？怎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就这么巧？
因为是老天爷要杀年羹尧啊。
至于这个事他为什么不和别人说，只和蔡珽说。因为蔡珽是雍正打击年羹尧最得力的打手，蔡珽和年羹尧本就有私怨，在清算年羹尧的时候他最来劲。年羹尧在京的一处房产，家里奴婢二百余口，还有金银细软衣服首饰，都被雍正赏给了蔡珽。可以说他出力最多，得利也最多。此时和蔡珽讲老虎一事，也是告诉他自己决意要把事做绝，要杀年羹尧了，让他再加把劲。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老虎进城入年羹尧家一事，不合理之处太多，又只出自雍正一人之口，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是雍正编出来的故事。而雍正编这段故事是意在年羹尧，年羹尧才是真正要杀的那只“虎”。
雍正这人说话，最爱弯弯绕了。你要是只字面理解，那怕是年都要过错的。
为了不显得太答非所问，还是简单回答一下原问题吧。
古代老虎多吗？
答：挺多的。
古代的虎患尤以明清时期为最，人口膨胀和移民开发造成人虎之间的冲突加剧。人的活动范围扩大，老虎的生存领地就缩小，所以这一时期的地方志里常有老虎伤人的记录。官方也时不时的组织打虎猎虎活动，如康熙五十一年，西乡县知县王穆悬赏募将打虎，三年之内射虎64只。乾隆四年庆符县“虎食人不能制，县令杨元理出示，令民间火枪弓弩逐之，得虎数十，余患遂息”。
对这个问题如果感兴趣的话，推荐看看《老虎与人：中国虎地理分布和历史变迁的人文影响因素研究》。这是一篇博士论文，三百多页，作者按区域（新疆、陕南、福建、江西、湖南、东北）将虎资源变迁和人虎关系的演变梳理的非常清晰。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不要说古代，就是解放后还有不少
在湘西老家小时候就经常听大人们说关于老虎的事，其中有两个现在想起记忆犹新
一、抓老虎仔
解放后成立农业社，大概60年代，一队上杨伯母去村东面山里放牛割草，随着茅草越来越深，在一块土坎竟然发现了一个老虎窝，窝里面有两只小虎仔，这老虎仔见了人倒也是不怕。杨伯母说当时自己也年轻，并没有害怕，常年见人打死老虎带回来的不少，就是还没有见过老虎仔，不如带回去给大家看看，说不定队里还能加点工分。
她把背篓里割的牛草拿出来一半，把两只老虎仔放进去，一路小跑回了村里，迫不及待给想大家看看，到了傍晚出工的人都回来了，伯母带着老虎仔就去食堂说这个事，本以为队里干部会夸她。但是有经验的长辈就说话了，母老虎回来不见仔肯定会到处找，而且这老虎仔也很精，你带它回来的时候，它会不断撒尿留下记号，老虎回来不见仔，必定会闻着这气味来村里。那天书记叫大家吃完饭后就不许出来，家家闭门闭户，民兵发枪集合。
这里想到了一个其他的知识，特种部队为了躲避犬类的追击，有时候会准备老虎尿液撒在撤离的路上，因为狗闻了害怕。村里老人说，当时村子里面最厉害的猎犬闻了这老虎仔的尿都害怕发抖后腿，看来多少是有点依据的。
果然到了到了晚上，母老虎在村子东面山上岭岗上时不时发出啸声，小孩子听了哇哇哭，家里的狗听到后，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怕的直往楼板底下钻，百兽之王威力非同小可。民兵们一看这阵势，开始放了几枪，母老虎根本不怕，现在想起来老人们说幸好老虎仔小，不会发出声音回应，否则村子要出人命。
就这样跟老虎僵持了大半个月，白天干活大家只限于存在村子附近平地，不进山，太阳下山就收工，那母老虎半个月后才离去，后面老虎仔交由县里接走，好像是说送到动物园去了。
二、马老虎
“你再哭，马老虎就来了哟……” 生活在湘西的孩子对句话应该不陌生，每当有小孩不听话，大人就会吓小孩，“马老虎”来了。听到“马老虎”来了，小孩大多立即停止哭泣，环顾四周或者躲在大人身后，深怕“马老虎”将自己抓走。
这里说的马老虎，它可不是老虎，据说是一种吃老虎的动物，但是相比老虎见过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千百年来，在武陵山区当地人心里，“马老虎”是一种凶猛无比的奇兽，但至今人们只闻其名，未见其型。除在传说中，马老虎是一种比百兽之王老虎更为凶猛的猛兽，老虎见到马老虎会选择绕道，在老虎与马老虎抢食时，马老虎会群起而攻，将老虎也吃掉，被誉为能“食虎”的老虎。
老百姓对马老虎又爱又怕，觉得它好是它们能吃老虎、野猪，帮助他们除害;怕的是它们又吃牛吃马，是对头、害兽。相传彭水有个农业社，社里有12头耕牛，由一个牧童负责放牧。一天，他将牛放在山边吃草，就去赶场看热闹。这时候，一群马老虎来到牧牛地，个把小时就吃掉9头牛。等到人们赶到，草场遍地血迹，只剩下几条牛腿。
上世纪50年代，民族学家潘光旦，在武陵山区进行了一场为土家族正名的调查行动。随行的张祖道，与潘光旦是师生关系，兼摄影记者身份，成为此次社会调查之旅的唯一影像记录者和见证者。在调查完成后，张祖道以《1956，潘光旦行脚》对沿途的见闻进行了记录。书中，也有关于马老虎的记载。
说到这，感谢潘光旦先生为土家族人做出的贡献
该书中提到，来川鄂边境后，马老虎说法大同小异，可见这里确有这么一种动物，可能是生物学家、动物学家还没有注意到的。它的头长得像马头，大家习惯叫它马老虎，山里有它在，老虎就不敢大声吼叫，声称它自己是“大王”了。马老虎像狗那么大小，黄黄的毛，马头，长尾，行动极快，喜欢集体行动。它们喜欢吃老虎、野猪。马老虎见到老虎就追，追近后，纵身跳上虎背，先用尖利的爪子，把老虎的眼睛抓瞎，这样，老虎就跑不快。然后，它就咬老虎的屁股，把肠子撕扯出来，吃它的内脏，然后再吃其他部分。它们捕食野猪，也是这样。
对于马老虎的利害评价，众说不一。有趋利避害的说，用四五个牧童放牛，马老虎就不敢来;在每头牛脖子上挂个铃铛，马老虎也不会动它。说马老虎是害兽的，建议猎杀它们。其实，出主意的人自己也知道，要抓、杀马老虎谈何容易，直到现在还没有捉到或打死过一头，它跑得快，又机灵，还成群，不好对付。书中称，在武隆听到有马老虎时，很感兴趣，他们曾向县领导建议，想办法捉一对马老虎送给北京动物园展览，也好让科学家进行研究，公之于世界。县里找来老猎人一起研究，老猎人认为抓活的相当困难，试了几次，无果而终。

别说古代，就解放前后老虎都多得很。养猪晚上要赶回家，要不会被老虎叨走。晚上去茅房都要带枪，既防虎又防贼。
我爷有一次晚上上厕所就和老虎打照面，慌乱中打完一梭子弹（5发），把老虎惊走了。
我妈说老虎经常晚上来，挨着门把尾巴伸进来吸引狗子，门嘎吱嘎吱响让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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