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 如何评价束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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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如何评价束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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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束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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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束星北？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束星北在当年才有这个待遇，被树立为标杆的钱学森在当年普罗大众眼中依然是一个可以被调侃、可以被取笑、可以公开质疑的小人物。
钱学森号称享受中将待遇，可那个年代哪一位没有“靠边站”的真·中将的子女参军九年连副排都没有混上？
钱永刚至今都记得他那些普通人战友是怎么质疑他的父亲带着家人回国这件事的，可见当时受刺激之深。

我2023年在知乎看到最有道理的一句话是：
人民群众在判断谁可以欺负这件事情上，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钱真的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将军，钱永刚的战友是绝不敢当着他的面这么评价他的家庭的。
当时钱已经连“马骨”都快算不上了，真正的“马骨”是新鲜出炉的诺奖获得者杨振宁与李政道。
连钱学森都如此，更何况束星北了。

是相信一帮从未和束星北接触交流过的人的胡说八道，还是相信束星北的学生李政道？

如何评价束星北我不敢说，不过在这些回答中我真真切切的看到了，很多人对科研人员的态度。
大概就是，不得诺贝尔奖就得挨揍的态度。
那还玩个屁。

这是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中束星北学生李政道写的序，可以参考：
1972年10月17日，是我1946年去美国后第一次回国，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掌会见了我。周恩来总理希望我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我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
那时我不知道束星北老师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很想能见他一面，可是最终未能如愿。
1943年的暑假，我在贵阳参加了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考上了浙江大学的化工系，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左右，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大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在抗战时期，浙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有好几位教授的办公室和期刊书
籍阅览室等都设在湄潭的双修寺。那年8月大部分时间，我常在双修寺。束老师和王老师都很平易近人，他们谈话时，我也常在旁边听。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我浙江大学的一年级是在贵州永兴上的，离湄潭约三十里。1943年当我去永兴上学的时候就决定由化工系转为物理系。因为物理系的学生很少，那一年物理系的课程就并在化工系上。所以事实上，我在浙大一年级上的是化工系的课，惟一的不同，是每一或两星期束星北教授就会从湄潭专程到永兴来一天，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因为这讨论是自由的，不在日常的课程中。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惟一的
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
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走。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了重庆。
1944年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中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亦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1945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1944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1946年我到美国后，又完全和束老师失去了联系。过了几十年后，才陆续知道些他的情况。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回忆起来当年在湄潭和永兴与束老师相处的日子，想起他非凡的科学气质和为人品格，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觉。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2004年三九隆冬

看图

别说他是一个物理学教授，哪怕只是个普通的科研人员，也不应该去扫厕所。
别说他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哪怕他只是一个没有违法犯罪的人。他也不该受到迫害。

所以说为什么大健身能持续十年之久，因为他狠狠的满足了小将等基本盘的恶念呀，你有钱有文化算什么，看批不批你就完事了。

在05年刘海军的书《束星北档案》出版以前其实鲜有人知道他，此书出版之后讨论和争议才多了起来。此书出版后就引来了不少争议，例如名科学史家，中山大学物理系教授关洪写了三篇评价文章：《科学家传记尤应是信史——评(束星北档案)》，《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和《谈谈“束星北现象”》三篇评价文章。
虽然一般文人墨客喜欢过分吹捧束星北，但在物理学界对束星北的评价并没有那么高——比较中肯的说法就是在教育领域颇有建树：
王淦昌认为束星北的物理基础坚实，思维敏捷，对问题的看法很有独到之处。他指出束星北在当时物理系里，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王淦昌自愧自己“无论如何也学不来”。李政道说，他是在和束星北、王淦昌接触多了，才“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他在 1972年给束星北的信中写道：“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曾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的李寿木丹在《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文中指出，束星北“讲课富有思想性和启发性，培养了一批优秀理论物理人才”。2008 年获得美国物理学会“安德烈萨哈洛夫奖”的许良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他对束星北的授课水平也非常佩服。他说：“束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地讲透基本物理概念和基本原理，使学生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整个理论框架。”
实际上，就教学水平而言，应该说束星北和王淦昌难分伯仲，只是风格有所不同而已。李政道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这种早期的接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曾有过的讨论以及他们使我激起的对物理的热情。王淦昌和束星北两位教授还特别慷慨地给予我关心与指导，尽管我当时只是一个一年级的学生。”李政道与束星北和王淦昌的交往，是物理学界流传的佳话。曾任浙江省科技协会副主席的物理学家李文铸和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志成都特别提到了李政道是怎样转投到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门下的。1944 年底，日军逼近黔桂，李想参加青年军，因车祸腿骨折断，束星北得知后就打电报给王淦昌，让他看住李政道不让他走动，更不让他去青年军。当时日军打到贵州独山，浙大已在风雨飘摇中。束星北等李政道腿骨长好后，把李政道介绍给昆明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吴大猷。
——胡新民《真实的束星北与真实的新中国科技事业》
但是在科研领域，束星北表现则较为一般，倒不是因为政治运动受到冲击，而是缺乏专注的韧性与耐力：
关于束星北，吴大猷在《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一书中说道：“有一位先生叫束星北……这位先生在欧洲和美国这两边跑来跑去，所以，也没有真正认真地待在哪个地方做过研究……据我所知，他写了一两篇文章，把地心引力跟电磁场联合起来，这个东西是爱因斯坦做了一辈子还没有完成的东西，因此，可以说他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重要的结果。”
《回忆》无疑是一部关于物理学比较权威的著述，该书对物理学家的评价也可以说是代表了物理学“圈内”的主流看法。如果要印证书中对某位物理学家的评价，还可以参阅其它的有关史料。例如关于束星北，就可以看看海洋出版社于 2007 年出版的《胡杨之魂束星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下简称《文集》）。这本文集中的束星北生前亲朋好友的回忆文章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王淦昌的《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就收录其中。
必须不得不指出的是，在这些回忆文章中，作为“圈内”人的李政道、王淦昌、程开甲等，没有一个称束星北是“天才”物理学家，是“领军”人物。现在流传的程开甲的“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那段话，虽然没有出现在《文集》程开甲的文章中，但通过《文集》中的程开甲的《束星北先生的学术思想》一文，还是可以看出束星北的物理天赋和才华，特别是作为一个教育家。不过，程开甲也直率地指出了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束星北的弱点。
程开甲在肯定了束星北对一些物理学问题有“深入远见”后又指出：“束先生有一个弱点，工作做好就放下，不久就忘了。不然，这些工作以及他未继续下去的其它研究工作开花结果，那可以说是十分宏伟的。”程开甲举出了当年束星北和王淦昌讨论核物理（包括击破原子核等当时世界物理很前沿的课题）的例子，说：“1941 年夏天，他组织讨论如何击破原子核。当时，束先生回上海，此事就停下来。”程开甲还指出：“……束先生认为自己是个哲学家。他认为物理学要有深刻的思考能力，而不是跟着做计算。这一点可能有片面性，没有计算的实践，就没有理性的认识依据。这方面束先生偏离自己的实事求是，从事实逐步分析的信念。正是在这里，可能妨碍着束先生自己在具体工作上的成就。”（《文集》第 28 页、第 30 页）
束星北的另一位学生李寿枬在《才华横溢的理论物理学家》一文中，也遗憾地指出，束星北对一些课题创造性的尝试“未能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文集》第 37 页）在举出一些例子后说：“可惜上述这些工作，当时都没能进行到底，没能写成文章发表。”（《文集》第 43 页）
——胡新民《真实的束星北与真实的新中国科技事业》
而束星北这种性格特质不仅限制了其在科学事业上的成就，也影响了其人生轨迹：
从与束星北相知的同代人（如王淦昌）和学生（如李政道、程开甲、许良英等）的忆述中，人们可以相信他聪明过人，具有超常的天分，在现代物理学教育中显露出的才华，几乎无人与之比肩。然而，终其一生，他在物理学领域中并没有取得“青史留芳”的重大成果。并且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1949年之后的境遇。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对物理学前沿问题的探索，有些是很前沿的。但从竺可桢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是个心多旁鹜的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他在1944年跑到军令部技术室去作高级打工，受了那一万元高薪的诱惑而离开了浙大的教研岗位。如果作为一种人生选择或兴趣选择，也许无可厚非，而对于科学家来说，这种中断是一大忌。时间对于科学家之重要，学术持续积累对于科学家之重要，是无需在此多做解释的。类似的诱惑，不仅使得他用于科研的时间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会动摇他对科学目标的追求和信仰。
——樊洪业《竺可桢日记里的束星北》
束星北的学生许良英对此做了更详细的阐述：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他过分看重钱，也铸成了他一生的一个大错，这就是1944年春主动去军令部技术室工作，直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才回浙大。这个单位是军统特务机关，稍有开明思想的人是不屑一顾的。我原来以为是浙大电机系学生徐名冠（他是我浙大高工的同班同学，在浙大公开以军统特务的身份活动）介绍束先生去的。读了《束星北档案》才知道，当初徐名冠只想找物理系的助教去，束先生知道后，主动说，如果给他每月1万元，他就愿意去（当时浙大教授每月只有二三千元）。徐名冠喜出望外，据上级批准后，束先生不仅自己去，还带了两个助教去。这段经历，使他在1949年以后一直成为公安部准备镇压的对象。1951年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杭州市公安局就要逮捕他，交到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讨论，我坚决反对的理由是：束先生没有参加国民党和特务组织，他带去的两个助教都参加了军统，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会上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束先生就被保了下来。可是1955年肃反运动时，他（在青岛）和我（在北京）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1957年又都成为“极右分子”。
——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
不仅如此，束星北本身性格激烈，喜欢动手打人，竺可桢在日记里也吐槽过。1952年“三反”的时候，苏步青被审查，他甚至还为此动手打了相关负责人。结果苏步青没事了，他自己成了斗争对象。
试想一下，一个为了钱就跑到军统机关的人反而对抗新政府彰显气节，在别人看来能是个啥成分？
1982 年，他对他当年在浙大的学生、地下党员周志成说：“说来也怪，划右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划了右派，却了解了党。我曾经问过把我划为右派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你非要把我划为右派不可？他说：‘你这个人看上去就像反革命，越看越像’。可见整我是主观主义，与国民党的勾心斗角还有原则区别，这其一。其二，是发现整错了，就登门道歉，这很了不起，是国民党绝对做不到的。”
我是那个党委书记我也觉得像，但这并不是说束星北就是虚伪的人，实际上，束星北又有着很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
记得是1980年左右，一天在半山坡学习班的教室里，他的一个学生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太满意，正在发牢骚，父亲走进来听见后就说：“你们不要动不动就发牢骚，而且发牢骚也是没有用的。邓小平能把一个走下坡的中国扭转过来开始走上坡了，就非常不容易了，让你当主席，你该怎么办？你能一下子把中国变富吗？ ”那个学生回答说：“让我当主席，我就请卡特来当总理。 ”父亲听后非常生气，说：“我不要你这样的学生。 ”说完就离开教室了。当时我在场，回家后就对父亲说：“他说的是不对，爸爸你事后怎么批评他都不要紧，但不应该当了那么多人的面。幸亏现在不搞运动了，否则他的前程可能从此就完蛋了。爸爸你不也就因为几句话，而受了20多年的委屈吗？ ”听后父亲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感叹地说：“你们年轻人没有在国外待过，光感觉国外好，但你们不了解，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大，国人是多么受气啊！当年在美国，有一个黑人见了我都骂‘黄狗’，他骂我，我可以和他对打。但是有一次，到饭馆里去吃饭，饭馆里坐了一个白人，我在他旁边坐下后，他抬起屁股来就走了，表现出不屑于和中国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样子，那时受到的侮辱，我永生都不会忘记。所以从那我就发誓，一定要努力学习，超过白种人，为中国人争光！ ”
——束美新《忆我的父亲束星北》
束星北1972年给李政道的信里也说：“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 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钱理群认为这是被荒唐年代扭曲的违心话，但考虑到束星北在80年代的想法，这应当是其真心话。
可以说，束星北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旧知识分子，有理想、有激情，有情怀，但又缺乏韧性，甚至在一些大事上会犯糊涂，整体而言，束星北没有世面上吹捧得那么过，但在个人品质上还是有可圈可点得地方。
至于一些所谓的束星北的同情者想贩卖什么，恐怕只会与真实的束星北背道而驰。

小将们的态度总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觉得没什么大贡献的科学家应当去扫厕所。
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做的贡献远逊于这些科学家的自己，绝不该去扫厕所，甚至对于比扫厕所环境要好的进厂也是一口回绝。
这是因为小将们心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国家或者民族，他们的心里只有自己。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试图靠着卑劣的手段把能力比自己强的人拉下来，让所有人都陷入充斥着恶毒与自私的泥沼。这样一来，在所有人都陷入不幸的时候，自己就不再是无能的人了。
因此，他们会不停的把他们充满嫉妒的说辞用所谓的集体大义当做掩饰，以混淆视听，合理化自己的卑劣想法。
即便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停滞不前了又如何？只要自己的无能被掩盖了，只要所有人都过的不好，那么对于小将来说就是幸福的。

不了解，就想说某个回答
某个回答表示束星北没多大贡献
所以得出一个结论
一个没多大贡献的人遭罪就遭罪了，某种意义上他遭罪没错
我觉得这么下去未来还会遭罪

遭到电信诈骗并且相信了的后果是这样的！

如果束星北对科学没什么贡献就要去扫厕所，那么这题下99%的社达都没资格去扫厕所。

怎么有人的标准比李政道还高

束星北出名主要因为他是李政道的老师，1972年，李政道回国访问，受到了极高规格的待遇，当时国内的领导表示，国内的科学界已经出现了断层，请李政道推荐一些科学方面的大家来中国讲学。
李政道回答到，其实不用请国际教授，我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这段话出自李政道的文章《怀念我的老师束星北》。

李政道
束星北在国外的著名学生有吴健雄、李政道，在国内的有程开甲、胡济民，都是极有影响力的科学大家，如果束星北在40年代末出国，就算后期没什么科学成就，江湖地位在这摆着了，按照国内后来对华侨名流的推崇程度来看，回国必然是备受礼遇，绝对不会发生什么生前扫厕所，死后捐赠遗体，遗体都放臭了才被草草掩埋的事情。

束星北（左二）
但是他选择了留在国内，但就只能自认倒霉了，两弹元勋赵九章、姚桐斌都被人整死了，邓稼先、于敏一行人要不是因为杨振宁的缘故，估计也交代在青海了。
类似的情景张爱玲也遇到过，张爱玲在《对照记》中也记录过，在她获准出境前后，经常完全是两副嘴脸，在大陆的统战体系下，外国人地位最高，其次就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哪怕束星北不是知名教授或者重要侨领，只是一个普通华侨，也一样会受到礼遇和重视：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时代的局限
必要的牺牲
曲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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