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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财经]地主阶级是否真的限制生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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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问一个fact。当年打倒地主阶级以后生产力真的上升了么？如果是，那么这不是违背了市场经济学保护私有制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教条？还是说市场经济理论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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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张老图，这是我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有直观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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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这里一直都有地主的。 去年年底在巴西的rio branco，一个60岁的老雇农向地主讨要被拖欠的300雷亚尔（合人民币不到500）的工资，穷人也是要过年的。 虽然钱数不多，但地主仍然不打算支付。 情急之下，老雇农抱起一只母鸡打算用来抵账。 地主当即命人砍掉了老雇农的手。 这是2022年的事。 也有发生过地主鞭笞雇工的事件。 是那种传统美洲风格的鞭笞，就是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 人趴在墙上或树上，监工从后面噼里啪啦抽上数十大鞭，打得皮开肉绽。 这也是2022年的事。 这里的很多地主拥有私人武装。 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横行霸道，贩卖毒品和女人，欺压乡里。 如同封建时代的地方领主，无视法律和制度，执法机构也不敢插手。 这还是2022年的事。 这就是21世纪的地主，千百年来从无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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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是编的，我把新闻截图放上来，案件是12月31号发生的，到新闻报道的1月12号，当地警方仍然表示“已听取了雇农和地主双方的说法，正在调查中”，地主阶级是南美洲的传统政治势力，四世三总统的大地主也不少见，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主要就是大地主，现在他们正闹政变，所以没人敢这风口插手。 顺便翻译一下南美当地读者们的评论。 “我所看到的是雇主至少犯下了两起罪行，以及受害人可能违法但可以理解的行为。这种情况也清楚地描绘了社会阶层之间极不平等的社会经济-劳动关系，这是 19 世纪及之前的典型情况，但不幸的是，这种关系至今仍然存在。” “即使在乌拉圭，正如之前评论中提到的那样（各种鞭打事件、水稻工人们的遭遇，或者在疫情期间强迫其员工带病上班）。我们这些住在内地农业区的人很清楚这些现实。” “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或许对员工来说300雷亚尔或一只鸡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对于雇主来说肯定不是，他的动机可能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为了重申准封建关系的有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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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别的，知乎的事情， 有个深圳还是哪里的房东，突然发现，自己租房的房客居然是华为的，知道华为有钱啊， 软磨硬泡的要求人家，说租的他的房子，房租他就想改成华为工资的百分之三十，觉得自己好委屈。 地主意味着反动，这在哪都不为过。因为他有害生产力啊。 如何看待房东想要求租户按工资比例交租?2510 关注 · 1308 回答问题 把这种想法套入到地主或者香港的某些，黄瓜，那就说的通了，你生意干的好，我马上要涨房租，总之要把你剥削到精穷精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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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地主阶级阻碍现代化”这个观点，绝不是马列主义者们独有的信条，也是20世纪中期以来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共识。 不要觉得只有共产党国家才会搞土改。实际上，二战之后全球范围内上土改最大的推动者之一是美国——美国占领军直接推动了日本和韩国的土改，并且鼓励其盟友，比如台湾蒋家政权和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搞了土改。即便是反共旗手，右派的精神祖师哈耶克，吹捧蒋公的时候也提到了他在台湾推行土改的成功。可以说，除了封建老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地主是通向现代社会的绊脚石，土改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唯一可以争论的点可能就是在土改的方式上——到底是搞温和的，给一定补偿的土改，还是搞暴力的，不给补偿的土改。当然，其实这个也没啥好争论的。走哪一种土改路径主要看地主配合不配合。在地主势力弱，改革势力强的地方，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国民党败退后的台湾，地主没有能力绑架国家政策，无力抵制土改，因此土改可以走温和的、不流血的道路。而在地主势力强，政府无力抵制地主的压力搞自上而下的土改的国家，比如民国，土改就只能走自下而上、你死我活的路径。 至于说地主为什么会限制生产力，简单来说有以下两点： 掌握传统社会本来就稀缺的经济剩余，但是却将这些经济剩余用于消费/买地而非投资生产，阻碍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地主不是单纯的经济意义上的土地要素所有者，同时也作为乡绅掌握诸多基层社会权力，对自己手底下的农民有着强大的支配权，足以抵制任何现代化尝试——试想，黄世仁们会允许一夫一妻制和妇女解放运动进到他们的村子里吗？ 总之，地主在经济上会挤占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会阻碍任何试图打破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革。任何想要快速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都不看容忍这么一个只知占有不事生产、抱残守缺敌视进步的阶级存在。 至于说有些人说的“地主也可以投资实业转型为资本家”，这种只是近代英国的一个特殊情况罢了。在资本主义成熟之前，“追逐利润”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所有财富所有者的共同目标，更何况对于弱小经济体来说实业在起步阶段风险大且需要大量专业知识，远不如收租保险。波旁时期的法国贵族宁可花钱去买特权捐官也不愿投资工商业，德意志帝国就算做到了世界工业的领头羊容克们也远远没有转化成工业资本家。如果地主到资本家的转型能有那么自然而然，那么不说中国大陆，为什么哪怕美国也要在日韩搞土改，甚至蒋中正在台湾也要搞土改强制性地用工业债券股票置换地主的土地？不应该是政府一发工业债券地主们纷纷抛售土地抢做新经济弄潮儿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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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浏览了一下诸多回答，真是叹为观止。 这里不点名批评所有给地主洗地的文章，而与之相对，所有正规回答中，当属 @李修宇 君回答最佳。但，也稍有缺陷 乡绅掌握诸多基层社会权力，对自己手底下的农民有着强大的支配权，足以抵制任何现代化尝试 未能写明中国地主阶级真正的丑恶，容我稍作补充一二。 “在绿林朋友间是那么吃香，别说他的话人们宾服，就连他的唾沫掉地上也会叮当响。七少的声望一天天地大起来，方圆十几里内的老百姓没人不巴结，连搬住在城里的地主们也只好买账。如今七少俨然是地方领袖，尤其是茨园寨地主集团的一座靠山” ——姚雪垠《长夜》 1、绅匪勾结 从晚清到民国，为了应对社会动荡、兵匪横行的局面，许多地方上的富户豪绅办团练(晚清)、编民团(民国)，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防匪”“抗匪”很容易转变为“联匪”“济匪”。如同当时兵匪角色经常互换一样，“绅”与“匪”的身份也不时转换的。 如豫西南匪患的猖獗离不开地主豪绅的支持。大地主为自保计，往往暗中支持匪首，窝藏匪众，而土匪为生存安全计，也愿意与其发生联系。豫西南地区匪股横行，与富户豪绅暗中资助、勾结有关，后者目的是为了自保，同时也可以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得匪股帮助。在匪股方面来说，完全是为了生存、发展，至少可以随时窝赃、逃避追捕。 1923年 ,筹办河南军事善后事宜的李济臣在讲话中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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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豫边界打游击的周骏鸣曾做过“匪运”工作，他了解豪绅与土匪间的关系，并表示: “到处闹土匪，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老百姓种地也不能安生，很多地方打起了土围子，以后发展成建碉堡。土豪劣绅利用打围子修寨墙进行勒索，派款买枪，他当寨主。很多寨主还通土匪，把枪交给人家，这叫放外队，他坐地分赃。” 1937 年，他在给CCP的报告里说，在桐柏山地区，“多数绅士通匪，骚扰地方”。 1929年 9 月，CCP河南省委巡视员童长荣在谈到河南的军阀、豪绅、土匪之间互相勾结时也说道: “土匪是军阀战争的傍生物，同时又是军阀地主豪绅、富农剥削制度的另一方式，因为只有他们有枪可以做土匪的领袖。政府方面曾派人在南阳县展开调查，当地阶级分化、土地集中的现象比较显著，甚至有好几家拥有 5000 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该县匪股颇多，但没有一股攻击过这些大地主的寨子。”2、借匪敛财 土匪滋盛的豫西临汝、伊阳、宜阳一带 ，土匪盘踞之地 ，人民外逃 ，田地荒芜，荒地日久往往落入少数豪绅手中，学者们认为 “这是促成豫西南一带田权高度集中的主要契机 ”。同时，土匪活动也使富户不敢再购置土地扩大产业;绑票勒索 ，又使很多人为回赎不得不卖掉地产，土地价格呈下 降趋势 。调查显示，民十七年到民二十二年，被调查的地方 “汲县第一区的地价 ，五年中就跌落 了1 / 6; 修武六区、新乡四区、滑县九区，跌落得更多，几在50 % 左右 。”“豫南地价跌落更 比北部及西南部显著。信阳近城五年前每斗 (注: “斗”信阳土地单位，究竟多大说法不一，约略一亩 。) 五十元的地 ，近年来三十五元无人过 问。”那些掌握民团武装的武人 、地主，有能力保卫财产 ，有条件购买土地 ，土地迅速向他们手中集中 。 在豫西和豫南,土地集中程度较高，农民贫困程度较深，生活可谓是举步维艰。 在豫西，洛宁、新安、渑池等县,几百顷几十顷的地主比比皆是。 洛宁河底张家占有土地 500 余顷,“形成富愈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的现象。 在地主周围居住的人民群众,什九为贫雇佃农。 这些劳动人民，经常处在地主的奴役剥削之下,生活异常痛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而这也是产生土匪的主要原因”。 据 1933 年南京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河南的调查,河南西部和南部大地主较多，北部次之，中部最少。 南阳内乡罗姓家族的几个地主，竟然拥有良田六万亩；信阳罗山的刘楷堂原有稻田几万亩，后来虽然因为分家和出让的原因，田地逐年减少，但其所有的田地，仍在一万二千亩以上。 豫南其他各县田权集中的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甚至更加显著。 因此,“豫南各县农村中近年来的‘动乱’,在这里不难找到客观的根源” 正如鄂豫边特委分析当时形势指出的 “在农村土地关系发生迅速的转变”，“土地转移到少数封建大地主手中”，豪绅地主形成。这些豪绅地主“为要维持着封建统治，更尽量的扩充民团武装 ，每个佃户派枪一支 ，… … 这些少数大地主更把持了全县的政权 ，形成了割据政权的形式 。” 甚至1932年 ，河南省主席刘峙在豫南剿CCP前防发表演讲也表示，“豫南农村多筑寨自守，各寨寨主概系，田连阡陌，”“平日把持一切，鱼肉乡民”。（太地狱了，连刘峙都看不下去了） 3、匪绅政权 王怡柯在论及农村豪绅自卫之流弊时有过如下叙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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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都不夸张 如唐河县，豪绅操控地方政治的特点尤为突出。据中共方面报告:“唐河县政治自前清到现在，完全操在割据地主的总代表曲凌霄一人手中……唐河县因为有这样豪绅统一的势力，故在以前，无论国民党改组派等等，统统不能打入下层群众中。” 在泌阳县，豪绅王友梅、王友堂、范焕台等左右地方政局。 据早年在鄂豫边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张旺午回忆:“无论谁来他们都欢迎，谁来都给谁合得来……泌阳的形势翻来复［覆］去就是几个绅士当家。那时的县长都是由部队委派的，他来他走，军队变，县长变，绅士们不变。”（这下流水的军阀，铁打的豪绅了） 如国民政府的调查报告称: “区长们凭借他们的资格和地位，在乡村中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势力。他们包揽词讼，他们任意派款，甚至残杀善良，以造成个人的专横，扩大个人的权力。” 在南阳、唐河一带，据调查:“区长初为在省城受过训练的青年，因应付不了复杂的环境而渐渐的受淘汰。乡长初为声望素著的世家长老，或由小学教员而变成的乡村绅士充之。久之，因苛捐杂派的烦难，除一部分变做土劣外，余尽转入地痞流氓之手。这种现象，唐河较南阳境内尤甚。” CCP地下联络员王锡璋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曾指出: “(南召)基层政权一向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担任区长、联保主任和保甲长的大都是地主豪绅或其代理人。地主越大，当的官也越大。枪支武装也都在他们手中掌握着。深山区的一些联保主任、保甲长具有生杀予夺之权，实际上是‘山大王’。” CCP豫南巡视员郭树勋也向中央报告: 在豫南地区，“乡村及偏僻县份的统治权，仍然操之于豪绅之手” ，“许多城市(如泌阳、桐柏等)由豪绅所领导的民团统治着，因此豫南完全为军阀军队、土匪、豪绅的民团杂色队伍的分割统治。” 34 年，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豫西南时，发现这里不宜建立根据地。程子华、刘华清晚年回忆: “豫西‘内乡王’别廷芳在这里经营多年，统治严密，地主全都修了围寨，把群众圈在里面，使我们无法接近，不能开展工作。” 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最终决定离开豫西到陕南开辟根据地。 在方城县， 土豪劣绅利用手握军政特权巧取豪夺，大量吞并土地。大士绅白太庚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占有县城附近良田 3600 多亩，瓦房数百间，有钱有势，曾经是当地“脚踩着衙门堂乱动弹的人家”。方城县的民团编练、粮食摊派、地方合作事业，他无不参与 。 方城石头寨大地主周炳轩一出门，二三十个腰插手枪的打手前后护卫，寨内常驻团队，最少时也有 100 多人。周家奸污民女不计其数。不少佃户的闺女不等长大就被糟蹋;新媳妇不出 3 天就得上周家做活，好让瞧瞧丑俊。他们有时持枪强奸，有时威逼进府奸污。石寨的门楼上，是周家私设的刑场———吊人楼，里面放有踩杠、老虎凳、皮鞭等各种刑具 。 在南召县， 基层社会资源控制在掌握地方武装的豪绅(地主)之手。担任民团团长的南召豪绅彭东川外出，总是前簇后拥地跟随者 20 多个打手。大地主彭五卿，人称“野兽”，奸污妇女 50 多人 ⑨ 。 据ccp方面的调查:“在南召，封建势力是占着特殊地位的，境内几乎全是山，耕地非常少，而这仅有的一些耕地，还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地主手里，大部的农民都是地主的佃户和雇工。地主们都直接拥有雄厚的武力，差不多每一个地主都要有二三十支枪，许多下级官吏如联保主任保甲长之类，都是地主担任的。他们可以任意向民众派款派壮丁，甚至还可以任意残杀民众!” 在唐河县， 大地主李子炎有武装家丁 70 名，武器 600 余件:计有小排炮1 门、重机枪1 挺、轻机枪10 挺、长枪300多支、掷弹筒 3 个，还有很多手榴弹。从寨门口到外院、内院，日夜站着三道岗。李子炎一出门，就是八九匹高头大马，跟七八个打手。 那么，当时的普通人能不能脱离豪绅的统治呢？ 事实上很难，难于上青天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社会秩序崩溃，面临土匪蜂起的局势，乡间地主修筑寨墙，组织武装防匪自卫。普通乡民无以自保，被迫依附于居乡地主或村寨首领。各村寨形成了以大豪绅(地主) 为寨首，各佃户、(半)自耕农为寨丁的村寨自卫组织。在村寨内部，佃农及(半)自耕农平时耕种、训练，匪患来临时在寨首领导下充当寨丁，保卫村寨安全。 还记不记得上文所说，“绅匪勾结”呢？ 就这样，在一个全面崩溃的社会环境里，在南京军事集团注定无法深入的基层社会中，中国的地主与土匪以一种丧心病狂的智慧，精妙的构建出了一种扭曲的共治联统格局。直至北方的大军一扫宇内混沌前，他们仍维系着腐朽的传统中国最后的骨架，亦或者是糟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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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地主。 最近村子里的佃户忽然骚动起来。 你调查了一下才知道。 他们是听说有佃户退了租，跑去了附近镇上的工厂里做工，虽然工作累了些，但是收入比种地要多，而且干的件越多，赚的钱也就越多。 最为重要的是，工厂里有做不完的件，理论上有赚不完的钱。 你的佃户们都激动了，因为他们都受够了现在这样没有出头之日的生活，他们也想去镇上拼一把。 你急了，你家可是足足有两千多亩地。 人都走了，难道让你自己去种两千多亩地吗？ 哪怕是走的佃户多一些，剩下的佃户也会借机让你减租。 你暗骂了一句痴心妄想，然后派人去远处的山村里找来了几个人勉强撑住了自家的两千多亩地。 在这之后不久，退租的佃户越来越多，你家的地也越来越难种，原本衣食无忧的你，甚至也要去干些农活了。 你想着去买了土地，也去城里买块地皮去办工厂。 但是当你拿着地契准备卖地的时候却震惊的发现由于佃户的流失，周围的地价也开始下降了。 你彻底急了，这可是你家几代人都灾年放贷才攒下的田产。 怎么会缩水！ 而就在这个时候，你的一个世交兴冲冲的找到你，告诉你有一个大工厂主看上了咱们镇子，你家的地离镇子最近，他不想买也得买你家的地。 你意识到你的机会来了，只要在这里狠狠的宰一笔，自己就有办工厂的本钱了！哪怕是自己不卖这块地，等到镇子扩过来，自家也能就地办工厂。 于是乎，你开始了漫天要价。 那个工厂主得预算在高，最终也就是买走了你家五百亩地。 你拿着这笔钱，在进靠着工厂主的土地上，办起了自己的工厂。 周围的地主也有样学样。 你成了半个地主，半个工厂主，小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大客户，对你下了一大笔订单。 订单的需求量是你的产能远远满足不了的，客户提出你可以去借钱，扩充产能，等生意做完了，就可以还上这笔钱。 你又急了，因为从来都是你把钱借给别人，今天你竟然要去借别人的钱了。 最为关键的是，要拿你的家业去抵押，你知道，当初你家的那一千多亩地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你还是犹豫了，因为你想着，万一呢？ 万一自己成了，那岂不是等于白捡了几台机器？ 你心动了。 你咬着牙答应下来去借钱。 但是当家里知道之后，瞬间就炸了锅，你的妻子要回娘家，你的儿媳妇也要回娘家，你的儿子天天在你的耳边说着阴阳怪气的话。 但你总是坚持下来了。 你成功了，媳妇回来了，儿媳妇也回来了，儿子也孝顺了。 但是你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你的世交，隔壁村的地主，因为没有按期交货，客户跑了，单子没了，因为产品没卖出去，赔光了自家的祖产不说，自己也只能去租地种田了。 从此以后，你越来越忌惮借钱，但是你的钱却越借越多，停不下来了。 因为你的隔壁有了一个同行，他一直在借钱扩充产能接订单，你知道，如果你的产能、产品跟不上，你就会破产，会被自家工厂里工人的开销拖垮，被你的供货商告到县衙。 所以你只能被动的去加杠杆，去借钱，以保证自己能够活下去。 你还不知道，这叫做资本的异化。 你的工厂越开越大，原本剩下的田地都被建成了工厂。 但是你脸上的笑脸却越来越少。 因为你不快乐。 你纸面上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是时间却越来越少，你需要耗费心神的去看着工人有没有偷懒。 他们偷懒一点，你赚的就少一点，你借的钱就越难还一点。 你自认为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是让你绝望的事情还是来了。 你不知道那是为什么，就是忽然有一天，你的客户突然消失了，连人都见不到，更何况是付货款。 这点钱其实还是小事，真正恐怖的是你的同行也没有客户了。 于是乎发生了一个可怕的事情。 他们开始降价抢占市场了。 因为他这个月的贷款要到期了，他想活下去。 所以只能对不起你了。 你问候了他家祖宗十八代，然后开始跟着降价，因为你的贷款，也要到期了。 只不过你没有割肉多久。 因为很快，你震惊的发现，你手里的货，价格已经低到不如运费了。 而堆积如山的货物，还堆在你租来的仓库里。 最终，你慌不择路的选择把那些货扔进田野里，而且不让别人去捡那些货，因为他们捡走之后，你的产品价格会更低，毕竟能捡来，谁还会去买？ 但是一切并没有结束。 你的家底彻底撑不住了。 最终，你因为拖欠货款被上游供货商跟债主告上县衙，你所有的工厂都被债主收走，你成了光杆一根。 失魂落魄的你无数次的跟曾经跟你一起长大的发小地主们哭诉着这些年来的痛苦经历。 原本想要卖了祖产去办工厂的发小们转变了思路，他们宁愿当个地主，等着那些大工厂主要买地的时候，跟他们讹一个高价。 而有些比较大的地主，因为没有足够的佃户，派人去京城上了一份奏章，将你的经历跟天下“民不聊生”的现状告诉了陛下。 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堂上吵成一团。 但是庆幸的是，“怜悯”你遭遇的大人们占了上风。 支持工厂主士大夫一个个丢官罢职。 你笑了。 你以为终于结束了。 你想着祖先的发家之路，想着东山再起，提前准备起了粮食，等灾年借给穷人再低价买走他们的地。 只不过这个梦还没做几个月，你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那些被贬的士大夫在工厂主的支持下，宣布奉天靖难，打着恢复先帝旧制的旗号，恢复了工厂主的所有权益。 朝廷的“天兵”节节败退，最终在一把大火之下，天子失踪，皇帝的小儿子宣布大政全系相父之身。 新任的宰相，以祖制的形式，将口含天宪的天子变成了一个吉祥物。 “天宪”也逐渐转移到了阁臣跟丞相的手中。 你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很快，新任的内阁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规定涨价归公，朝廷赎买，以做到耕者有其田。 断绝了地主靠坐等“拆迁”发家的路子。 同样也规定了每年地租的最高上限，所有地主的地租收入骤减。 但是你早就已经不在乎了。 因为你知道，有太多人死在了那场战争中，你能活到今天，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甚至你已经忘了你早就没有了土地。 地主是如何限制生产力发展的。 1，劳动力价格，地主需要的是低价的强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农奴”只需要种地，而资本需要劳动力消费，由于地主的存在，消费会被强行压制。 2，地主会本能的抬高土地价格，从而阻挠工业化进程，因为跟工业比起来，只要有足够多的土地，是稳赚不赔的。 3，农业在工业诞生之前必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哪怕是英国也有克伦威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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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一个县城的豪绅可以通过掌控银行和房地产，提前征收全县人民30年的剩余。 如果这些剩余掌握在人民组织的手里，可以发展工业、开工厂、搞养殖，办学校、养老院等等。 这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靠合理的收集和利用剩余进行的。 退一步讲，如果豪绅没有征收剩余的能力，钱都在老百姓手里，商品交换会大大增加，商业也会发达起来，轻工业、手工业也能得到一定增长。 然而豪绅却用这30年的剩余盖了一座天下第一水司楼。 钱花完了，不仅什么用都没有，还让老百姓掏空积蓄并背上30年债务。 没有发展成现在的生产力，连未来的生产力发展都受到极大的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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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地主也是一个原理，他们能征收周围千倾良田和无数佃农产出剩余的能力，这些剩余本可以用来修水库挖水渠灌溉农田，让农田有更多更稳定的产出。 然而地主却用来给自己盖豪宅、养打手、给狗吃战斧牛排。 古代征收剩余能力最强，也是最大的地主莫过于皇帝。然而他们竟然用全国人民产出的剩余给自己盖宫殿修皇陵。 而且他们越是反动，越要征收更多的剩余豢养军队来镇压农民起义。 中国勤劳的人民群众几千年创造的财富，全部浪费地主阶级在这种奢侈浪费，和保卫自己奢侈生活的无意义内耗当中。 有征收剩余的能力，却把剩余用作浪费和反动的勾当，这就是在阻碍生产力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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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个违反直觉的事。在封建时代，什么人最希望风调雨顺？不是掌握大量田地的地主，而是小农。 地主最理想的年景，就是丰收几年之后，就来波不大不小的饥荒。这样就会有无数小农破产，然后就是大善人展现人格魅力的时候了。 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如果遍地灾民，那么他们就会内卷到为了一顿饭把自己卖掉，所以地主最恨的就是可以为无产者提供工作岗位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一统两千多年都不愿意发展科技，蔑称其为奇技淫巧的原因。因为儒棍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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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徐静蕾父亲写过一本家族回忆录，说徐家一个父辈在城里开诊所，赚了钱就回老家买了几十亩地。正值解放战争，一位解放军干部来看病后，劝医生赶紧把地卖掉。医生却说，这都是用我的合法劳动所得买的。 感慨个人难懂历史大势的同时，也要看到，因为只有当地主才能做稳定食利阶级，医生赚的钱没有用来投资现代行业或者扩建医院，只能固化在土地上。土改与其说是消灭地主，不如说是拆毁传统生产关系的基础。 读多了回忆录，会发现民国实业家对地主一般都无好感。 当时有一浙江硖石陈姓地主，想以高利贷给我厂垫款，但有条件，第一要他的儿子为本厂副经理，他的打算一方面可以解决他儿子长年闲荡无业的问题，还可以通过他的儿子监督我厂的财务；还有一个条件是，将来亚浦耳哈夫泡试制成功后，他要在哈夫泡批卖价格中每100元抽佣金5元及至总批卖价10万元为止，即我厂除受高利盘剥外还要额外被剥削5000元。人说“工商界是木算盘，地主是铁算盘”，这话有一定道理。于是我拒绝了陈姓地主的借款。（中国第一家电灯泡厂创办人胡西园回忆） 中间商吃差价，连资本家都要掉泪。 地主阶层甚至影响他们的保护者蒋委员长的财政收入。 1927年—1937年，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百分之九十来源于海关税、盐税和原料出口的统税，农业税竟然微乎其微。但是农民的劳动几乎都交给了地主，比如四川眉县县志记载，一个农户63%的收成要交地租和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而这些大部分都被地主和基层官僚给吞没了。 中间商吃差价，蒋介石也没辙。 所以今人研究表明，1947年解放区的人口不足国统区三分之一，但是土改后的财政收入竟然比国统区还要高：按照粮食本位折算，解放区1946-1947年收入达80亿斤，而同期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共2亿美元，折合只有60亿斤。随着军事失利地盘缩水，国统区也走向必然的经济崩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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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来谈论这个问题，很容易有类似于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的效果，因为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大土地所有制并不发达，千年田八百主是很正常的，大地主子孙们分割田产，土地交易买卖非常频繁，土地的积累，所谓大地主一般也就几十万亩。 大地主可以根据土地来源粗暴的分为封建领主和商业地主，前者土地来自于征服或者分封，后者来自于自己购买或者高利贷等形式的巧取豪夺。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地主，基本上都是商业地主，购买土地，坐收地租，或者古代的权贵为富户避税而名义上占有大量土地。靠财富积累，来购买土地，显然是很困难的，财富和田产很容易被二代三代们分割成小块，然后败光。 放眼国外，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地主。中国的地主，土地面积真的不算大，奥斯曼帝国16世纪的蒂马领主，一些穷的只有3000阿克切银币的年收入，大约100多两银子，放在明清的华北，能收到100两银子的地租，也要有几百亩田地了，按照土改的标准，算是地主了，但是在奥斯曼帝国，这种是算穷的蒂马领主，雇不起其他人只能自己亲自出马响应苏丹的征召，领地的治理也要服从当地的桑贾克贝伊，本人可能也要亲自参与劳动。比较富裕的蒂马领主，可以有2万阿克切的收入，大约700两银子，放在中国，几乎要3000亩田地了，但也需要自己再出钱养几名扈从骑兵来响应苏丹的征召，而即使这样的军事采邑领主，到了17世纪价格革命以后也会入不敷出，大量破产。而奥斯曼土耳其的大土地所有制，也并不算特别发达的。 典型的封建领主，在西欧，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领主的地租收益不如投资工商业，因此允许农民赎买自由，免除了封建义务，再加上君主专制集权对大封建主的打压，比如英国的农民用马老太爷的话形容，“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招牌的后面”。 而在东欧，尤其是波兰，国王是选举产生的，对抑制大贵族的权势很难下手，而东面乌克兰大平原随着蒙古人势力的消退，拥有武装的大贵族组织开发当地的大片荒地，又使其实力大幅度增加。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在本地王公中毫无争议地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他通过选择支持国王决定了联盟的命运。他不仅保住了自己原有的弗拉基米尔城长官和基辅总督的位置，还扩大了自己的土地。16世纪末的波兰大贵族康斯坦蒂·奥斯特罗斯基拥有100个城镇和1300个村庄，家族世代担任一方督抚。 封建领主在黑暗时代，对领地内的农奴很大程度上能够保护其免受各种蛮族盗匪的袭击，并且还参与调解领地的各种纠纷。但是到了16世纪以后，这种大土地所有制越来越落后于时代，领主在城堡里坐收着上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赋税，拥兵自重。势力庞大的大贵族在东欧尤其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强化农奴制，使波兰国内农奴的生存状况恶化。大贵族坐大的波兰，垄断司法，农奴普遍贫困，哥萨克暴动频繁，城市工商业发展迟缓，国王权利衰弱到连关税都无法征收。把一度平独镇露的大波波打出大洪水的第一枪，就是被大贵族欺压太甚的哥萨克人打响的。 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都开始进行各种专制集权改革，到了18世纪开明专制成为潮流，连沙俄都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常备军和动员体系，改革行政机构，鼓励发展工商业，但这一切都和贵族势力强大的波兰无缘，大贵族们享有广泛的免税特权，条件是要响应国王的动员号召（互不统辖的封建贵族武装到17世纪已经落后于时代了），顽固的拒绝一切改革，选王制、自由否决权下，大贵族和国王之间缺乏信任，互相拆台，互相提防，什么改革都不可能进行下去。 到了18世纪中期，波兰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衰落下去，最终被瓜分。亡国前夕的《五三宪法》总结教训，主要内容就是废除各种贵族特权，保护农民和市民权益，加强中央集权，严防贵族们以自由为名造成无政府状态。大洪水中瑞典入侵，大贵族带路，这是事实上更多是显克微支的小说给人带来的印象，类似于《三国演义》，事实上大贵族们绝大部分还是非常公忠体国的，投靠瑞典人只是权宜之计，很快就领导了反对瑞典的游击战。后来反抗瓜分的巴尔同盟和《五三宪法》的制定，都得到了很多大贵族的支持，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波兰的大贵族，比如鲁博米尔斯基家族（继承了前面提及的奥斯特罗斯基家族的庞大的粉红色领地）、拉齐维乌家族（蓝色领地），经历了纳粹屠杀和波共土改后直到今天还活跃在波兰政坛，在美国上流社会也有很多人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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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大洪水以前的几家波兰大贵族领地 另外，在曾经属于大英帝国的爱尔兰，1879年，约300个英国地主拥有600万英亩（1英亩约相当于6市亩）的土地，而500万爱尔兰人1英亩土地都没有。80年代初，爱尔兰农民需要向英国地主每年缴纳约1500万英镑的地租，约相当于我大清的6000万两白银。这些英国地主在爱尔兰人的历次反抗运动被镇压的过程中，买下了被英格兰占领当局大块拍卖的土地，在海峡对岸的英国，坐收地租，对爱尔兰的一切毫不关心，英国地主对利润的贪婪，极大加剧了爱尔兰的大饥荒。 自古以来人口稠密的南亚次大陆，没有走上中国古代那样的集权帝国道路，而是长期的封建割据加上频繁的外部入侵，也发展出了独特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人在北印度大规模推行柴明达尔制度，在原有的各路土邦王公（同样也是大地主）之外，还扶持了一批新的土地贵族，Zamindar是波斯语地主的意思（东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从莫卧儿帝国那里获得特权，成为了加尔各答的柴明达尔），柴明达尔们一般是前莫卧儿帝国的军头、地方贵族豪强、买办商人等，他们对土地的权力得到殖民当局的认可，拥有大片土地的包税权，交够英王的，剩下就是自己的，一片土地上，往往还存在几道转包，多的可以有七八层转包。如果不能够及时向当局上缴税款，那么土地会被没收并拍卖。 孟加拉邦（包括今天孟加拉国和印度西孟加拉邦）的Rajshahi Raj 家族，是该邦最大的柴明达尔，他们家族的土地达到3.36万平方公里（1/3个江苏省的地盘），Burdwan Raj 家族的土地也有1.3万平方公里（2个上海市的地盘），他们和另外几十个家族，占有孟加拉邦土地的绝大部分。以20世纪初达卡著名的纳瓦布家族（孟加拉邦东部少有的穆斯林大地主）为例，拥有一个20万英亩（约120万市亩），加上一些房产每年的地租有12万英镑（约120万两银子），此外田间地头还有不止一道下级柴明达尔的转包，大清皇帝的税率简直就是皇恩浩荡。整个北印度有很多这种占有几个县的柴明达尔大地主，他们在领地上，几乎就是土皇帝，把持着本地的主要产业，掌握着领地内民众的命运。独立以后不及，新成立的印度共和国政府就着手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和土邦，并着手进行土地改革，但直到今天，柴明达尔制度推行过的北印度仍然比南印度落后很多，而且那些柴明达尔们和王公们的家族后裔仍然在当地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财富，并在政府中出任高官，瓜廖尔末代大君的子孙出任印度的国会议员和部长。 印度的大地主们，不管怎样还是南亚最先开眼看世界的群体，很多人对于印度的现状非常不满，很多土邦王公和柴明达尔的二代三代们留学英国以后，会对祖上带路的事迹讳莫如深，会在领地内会施行一些“仁政”，比如修路修渠，兴办教育，奖励学术等等。印度的大财团塔塔集团，早年的崛起，就离不开瓜廖尔大君（1857年印度大起义中，瓜廖尔大君Jayajirao勾结英国人而被驱逐，部下拥戴詹西女王继续抗英）几次雪中送炭。印度的大文豪泰戈尔的家族也是孟加拉邦的柴明达尔大地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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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7年起义中坚决拥护带英的纳瓦布家族二代目 在西半球，拉美的大地主们也是别有一番风采。 早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征服期间，早期的征服者就靠武力占领了大片的土地，按照他们伊比利亚半岛的方式，把当地的印第安人变成受自己“监护”的属民。拉丁美洲独立革命胜利以后，大庄园的土地所有制并没有被触动，反而还有加强。 典型的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拉美庄园，是一个个封闭的独立王国，庄园主长期生活在首都或者干脆在国外，庄园的世袭佃农或者农业工人或者干脆是“契约工人”辛苦劳作，收入又往往是庄园内部发行的代金券，只能在庄园内部开设的商店内使用，价格也是非常感人的，此外还有强制的“集体保险”。农民干一年下来，反而倒欠庄园主一笔债务，也是常有的。庄园有的生产各种热带经济作物，有的经营畜牧业，还有的干脆就是和佃农对半分成，产品销往欧洲和美国市场，再从欧美进口各种化肥、农药、良种、农业机械等和庄园主家族消费的各种奢侈品。大庄园的土地，利用率很低，大量抛荒，而且由于效率低下，对农民剥削严重，农民普遍贫困，国内消费市场狭小，而庄园主本身又大量出口农产品进口国外工业品，废除这种种植园体系，也是美国内战的原因之一。 拉美的大地主发家比较有特色的是墨西哥，在自由主义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期间，当局设立了“私人土地测量公司”对土地进行“测量并确定其所有权”，将几十万平方公里“没有合法证明文件”的印第安人村社土地、小农的耕地、挂靠在教会名下的土地等大量作为无主荒地没收，其中1/3归“私人土地测量公司”所有，其余拍卖或者赠送给权贵和外国公司。墨西哥革命的农民领袖之一埃米利阿诺·萨帕塔所在小镇的土地，即使有当初西班牙殖民当局颁发的纳瓦托语土地文件，也有西班牙语译本，但是迪亚斯当局拒绝承认其有效性，小镇的土地被判定属于新的庄园主，全体居民需要向新主人交租，本人也因为多次申诉而被抓去充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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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 当时的墨西哥最大地主，奇瓦瓦州的地头蛇路易斯·特拉萨斯掌握有该州的民团，能够控制当地的安全局势，总是能够在局势紧张土地价格低廉的时候出手收购，还参与当局的“土地测量”，因此得以拥有约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之联姻的克里尔家族则拥有6900平方公里的土地，整个奇瓦瓦州几乎就是克里尔-特拉萨斯家族的私人财产，路易斯·特拉萨斯曾经说过，我不是来自奇瓦瓦州，奇瓦瓦州是我的。该家族长期垄断州长的职位。到迪亚斯统治后期，约95%村庄的土地因为被“私人土地测量公司”测量掉等种种原因落入那些大庄园主和“美国投资者”手中。由于严重的土地和贫困问题，再加上迪亚斯本人的腐败统治，墨西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出身于拥有几千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庄园主家族但对农民非常同情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领导民主运动，联合农民起义领袖潘乔·维拉和萨帕塔推翻了迪亚斯的统治。后来的几任总统尤其是在卡德纳斯总统任期内，分配了 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约1.6万平方公里土地为美国私人和公司所拥有，但基本上都是未开发的荒地），大批农民因此获得土地。克里尔-特拉萨斯家族也在革命和土改中失去了大部分的田产，但仍然依靠巨额财富和人脉资源，成为墨西哥政坛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反对党国家行动党的重要支持者。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墨西哥土改后的农民纷纷破产，大庄园又开始重新崛起。 拉美的大地产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角色，那就是联合果品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依靠介入当地频繁的政变和内战，从独裁者们的手里获取了大片土地，到1930年代，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拥有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有中美洲国家香蕉出口额的近60%，并涉足各行各业，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1928年哥伦比亚种植园的香蕉大屠杀，1954年颠覆搞土改的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阿本斯希望收回被闲置的土地分给农民），直到70年代才在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打击下逐步被削弱。 今天的巴西，面积低于10公顷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31.6%，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1.8%；而面积超过2000公顷的庄园主只占农户总数的0.8%，但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31.6%。大庄园主掌握的土地，多的可以超过上万平方公里。巴西新总统卢拉的话绝不是毫无根据的。 而我们印象中大农场生产的美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比尔·盖茨总共拥有的土地才27万英亩，1000多平方公里。19世纪中叶的美国，地广人稀，内战期间林肯颁布的宅地法的占地标准是不超过160英亩，耕种5年后，或5年内在宅地上居住满半年并按每英亩1.25美元缴纳费用者，所领取的土地即归其所有。而且美国西部的荒地在出售时，都是分割成不连续的一块块，尽量避免形成拉美式的大庄园。 墨西哥革命的早期领导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推翻了独裁者迪亚斯后死于迪亚斯旧部的军事政变，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西半球的左翼偶像，巴西左翼总统若昂·古拉特因为推行土改和国有化而被军事政变推翻，危地马拉左翼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征收联合果品公司闲置土地而被军事政变推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全都出身家境富裕的庄园主，阿本斯家道中落以后还有自己的庄园，马德罗的家族更是当时是墨西哥巨富，拥有有几千平方公里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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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大地主的公子，怎么就成了革命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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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世纪30年代的统计分析，农民租种地主土地交纳的地租大概占租地收入的58%，出售农产品过程所受的剥削约占出售部分的40%~50%，借贷所付的利息约占所借债务的30%以上。总计农民受地租、商业、高利贷剥削占其全年总收入的40%以上，而且苛捐杂税、天灾人祸所遭致的损失还未计算在内。如以30年代对江苏、安徽、浙江、河北4省9县6000余农户的调查为例，56%以上的农民全年总收入在100元以上，除去上述40%的租息等被剥削掉外，若再扣除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种子、饲料、农具等费用，这些农家每年用作家庭生活的费用还不到30元。这远远低于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资金缺乏，农业生产技术低劣，耕畜和农具严重不足。据1933年广西的调查，在各类农家的支出中，农舍和农具平均仅占2.5%，佃农兼雇农的农舍和农具仅占其支出的1.13%。旧中国农村基本没有电力、柴油机等能源和机械动力。畜力是耕作的重要动力。据1929—1933年对22省153个县的调查，65%的农户没有耕畜。在河北、山东、河南，大约20亩地需1头耕牛，但是据1935年调查，耕牛与农地的比例不足1%。 同时，高租、重利加苛捐杂税使大批农民债台高筑，最终连租地的能力也失去了，只得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旧中国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外出逃难。这些都导致耕地荒芜，严重阻碍着再生产的进行。据国民党中央农业实验所和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22省调查，如以1873年农村人口和耕地面积指数为100，1893-1933年农村人口指数由108降至88，耕地指数由101下降至81。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后，各地抛荒现象更加严重。据1948年报载，河南全省荒地占耕地总数的30%，湖南占40%，广东占40%，江西荒芜耕地达近430万亩。农业生产呈现萎缩的困境：如以1936年全国各项作物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为100，1947年全国水稻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分别为91.2%和69.6%；小麦分别为89.5%和91.4%；高粱分别为87.1%和80.4%；棉花分别为61.9%和82.4%。 马克思指出：“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而且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农业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造成资本和市场的不足；种种社会条件又使剥削比资本主义经营获利更稳妥。这些都阻碍了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据湖北农村调查，同样大的土地，如雇工经营，雇主实收稻谷10石左右，如出租则可得15石以上，因此富农的土地有36.92%出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经营很难发展。例如，即使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广州郊区，富农和农业资本家仅占人口的2.33%，其土地仅占总耕地面积的4.23%，而在富农所占有的土地中，有30.5%是出租土地。封建性比较小的佃富农，在富农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如佃富农集中的东北地区，据1946年对榆树县的调查，仅占富农总户数的30%。其他地区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如在湖南省的丘陵地区，佃富农仅占富农总数的1/4~1/5，山区和滨湖区约占1/7。土地占有者极少经营土地，其占有土地越多，土地出租的比例也越大。这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普遍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封建生产关系比较，是一个重大进步，封建土地制度障碍着这种进步，也就障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平均亩产只有137斤。每百户只有64头大牲畜，9.7部水车，6.6辆大车，每两户只有一部旧式犁。这样低下的生产力，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 ——《中国土地改革研究》 据国民党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对22个省879个县的调查，产品地租在各种地租总和中的比重达78.8％。旧中国产品地租的量，约占全部产量的50％左右。各地的租率不一致。例如1927年江西60个县的地租与全部收获量比例的调查统计，地租占全部收获量50％以下的，共12县；占全部收获量50％的，共22县；占全部收获量65％的1县；占全部收获量70％的，共16县：占全部收获量80％的，1县。从这个统计来看，有些县租率高达70～80％，据国民党政府统计，安徽分租额，无论田的等级如何，都占产量70％以上，四川、福建都在60％以上，陕西亦在55％上下，而在四川和云南的个别县还有租率竟高达100％以上的。这就是说，佃农除将全部产物交付地租外，还必须以一部分副产物抵补不足的部分。中国这种残酷的产品地租的剥削，逼得农民在最好的场合也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其至有时逼得农民连简单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产品地租所达到的程度可以严重威助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使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维护生存的生活资料。”因此，在旧中国这种产品地租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不仅标志着农民生活的极端贫闲，也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地主对农民的实际剥削不仅正租很高，而且还有押租和勒索佃户的各种附加租，迫令佃户服各种无偿的劳役和接受小亩出租、大斗收粮等带有原始封建强制性的超经济的剥削。地主巧立名目加给农民的种种额外剥削，据1950年2月14日《湘中日报》刊载的一篇材料，其花样多达120种。为地主服劳役如“山东临清县一带，凡贫民之为小佃农者……至少需要一男一女农闲时听地主使用。男者为田主赶车运货，女者为田主烧饭、洗衣、扫地、看护小孩，以及饲养牛马等事。田主只供三餐，不给工资。”除服劳役外还有所谓飨宴，“如江西之交饭（设备盛宴欢迎地主，称交租饭)，认东酒（租定地主之田以后须宴请地主一次表示认田地之东家)”，此外尚有金钱实物的纳贡，“如江苏之催早费，浙江之脚米，江西之小租钱、过年钱、父租鸡、色水柴、年贷：湖北省之豆，湖南省之稻草，四川忠县管帐仆人之计烟钱等。其他各省有交纳农业副业(产品的)，如田信鸡、信鸡，伙头鸡、租鸡、田信鸭、租鱼等。” ——《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史》 吴江震泽区一次300人的农民代表大会上，大家诉了苦。统计结果，全区因交不出租被地主抓去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有423人；被迫害致死的有105人，其中打死的35人，坐牢致死的25人，直接杀死的45人；被迫出卖的子女有41人，其中女孩36人，男孩5人；被占去的土地共有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耕牛15头，羊10500只。吴江黎里区平林乡也有同样情形。我们在土地改革展览会上看到一张统计表: 全乡因交不出租被迫坐牢的有370人，其中在监牢中病死的有7人，有人最多坐牢达18次，有人最长坐牢达15年；被迫卖掉农具、家具及耕牛的有220户；被迫卖田的有71户;被直接打死的有10人；被迫当雇工的有79人；迫卖儿女的有85户；被迫讨饭的有5人。 又常熟大义区童庄乡，555户农民，在土地改革前10年之内，共缴出租米47600余石；由于无田无粮而弄死小孩的共有55户；吃租米官司的有81人；卖掉女儿、小孩的有28家；因交租米而受气或被逼致死的5人；因被逼缴租而家破人亡的有12户。 又吴县光福区的3个乡,在1920至1936年的17年里，有14个农民因交不出租活活被地主逼死。其中建新乡1个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有212个农民被抓去坐过监牢；永安乡迂里村全村216户中，竟有108户有人坐过监牢。 ——《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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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同样是私有制。奴隶制，佃农制和雇佣制也是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消灭意味着佃农制度的废除，而不意味着私有制的废除，因此，不能用私有制还存在来证明地主阶级存在的必要性。 地主是怎样的一个阶级，持有土地的人就是地主了吗？显然并非如此，一般意义上的地主是指佃农制下的地主，即将土地租给农民，然后收取农民所种粮食的一部分作为地租的阶级。 这一阶级追求的是粮食地租最大化，而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这二者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佃农制度下地租是用粮食支付而不是货币支付。资本家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通过将赚取的利润投入再生产中，它就可以轻易地将不同行业的劳动力组织起来，而粮食不是一般等价物，它没有货币的这种功能。 换言之，如果资本家赚了一大笔钱，他可以用这笔钱来雇佣各行各业的工人，购买各种各样的设备来配合生产，而地主囤积了上万公斤的粮食，却不可能直接用粮食来购买土地、化肥、拖拉机和雇佣农业专家来扩大再生产。 地主要完成购买土地、化肥、拖拉机和雇佣农业专家的操作，就必须要将收来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换成钱。但是收租得到的粮食最大化等同于赚到的钱最大化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第一，市场上粮食多了粮价就会下跌，这就未见得卖粮食的货币收入会最大，只有学会将粮食价钱和供应量控制在合适的水平，才能实现货币利润最大化；第二，要赚钱就不一定要种某种粮食作物，也许另外一种作物市价更高，种另外的一种作物赚的钱会更多，甚至有时候不种粮食搞点别的会更赚钱。 如果地主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思想就必须要进行一步重要转变，最重要的就是从追求收到的粮食地租最大化转变为追求赚到的钱最大化，因为货币才具有调动不同种类资源的功能，货币利润的最大化才能最大化不同种类资源的调度。在英国历史上，这种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货币利润最大化观念的封建贵族地主一般被称为新贵族。 圈地运动就标志着这种观念在全社会的成型，圈地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地主发现放牧薅羊毛比种粮食更加赚钱，于是就将耕地改为牧场，这就意味着追求粮食地租的最大化已经被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取代了。而恰好牧场并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耕作，于是佃农就被驱逐了出去进入到城市为资本家打工，形成了工人阶级。 除此之外，要促进生产力发展，地主的思想还必须进一步发生转变，那就是要从坐地收租模式转变为参与经营组织生产的模式。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创造出更大生产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工所带来的规模效应，而分工是必须要形成组织的。一些人播种一些人清理杂草一些人开拖拉机的生产效率会远远高于每个农民单独耕作的效果。如果你仅仅只是将土地分别租给每家每户的农民让他们单独来耕种，那么有些农民可能连化肥和拖拉机都负担不起，导致很多地都没有拖拉机，而如果你将劳动力组织起来，那么你就可以很容易确保这些土地上每一块土地都是拖拉机在耕种都有化肥。 货币利润最大化的观念和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本事，是传统的地主阶级不具备的。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即便地主阶级没有组织劳动力来进行生产的本事，只要他们接受货币租金最大化的原则，将土地租给资本家，不也可以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吗？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一个剥削阶级如果在组织能力上落于下风，它就会必然地要想办法阻止别人组织起来。封建观念严重的地主是连把土地租给资本家让资本家来进行生产也不愿意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必须接受资产阶级的市场价格。当地主把土地租给佃农的时候，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个分散的没有团结起来的佃农，他可以很轻易地就拉一帮手下去欺负这些佃农，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地租水平。而当地主不得不把土地租给资本家的时候，它所面对的就手底下组织了一大批工人的资本家，无论是组织力还是暴力，资产阶级都在地主阶级之上。此时，原本的领主老爷就会发现他们丧失了议价的主动权，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的“施舍”过活。关于这一点，李嘉图和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地租的时候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地租是资本家将剥削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分享（或者说是施舍）给土地所有者的产物，而不是土地所有者所主导的分配。 这样看来，地租不仅不把土地使用者、土地经营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不仅不“从耕者那里夺取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而且它使土地所有者面对的已不是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农，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家。自从土地所有权构成地租来源以来，土地占有者所得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经营利润决定）的余额。——《哲学的贫困》 原本在封建时期颐指气使当人上人的地主，到了资本主义时期不仅要放弃自身千百年来的观念，如果学不会组织劳动力来进行生产，那么还必须接受自己的地位的下降，接受自己只是市场中的一个普通参与者的现实。可是没有经营组织能力的保守地主们会甘愿接受这样的现实吗？ 因此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行为，绝不仅仅是社会主义者的诉求，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诉求。英国人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教会了一部分地主把赚钱看得比屯粮重要，让一部分地主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念学会了组织生产形成了新贵族，但最终还是不免要用一场暴力革命来扫清封建旧贵族的余孽。 而后发国家可没有几百年时间来向地主老爷们科普新的观念了，它们要想迅速地在农业中发展先进生产力，唯一的选择就是使用强制力来剥夺地主阶级的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本身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人的观念而已，土地难道是地主生产出来的吗？没了地主难道这地就不能用来种粮食放牧了吗？既然你地主不懂得如何运用这些土地，那别人也不可能让你一直占着茅坑不拉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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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让我们算一笔单纯的收支账 且看看俄国的传统封建地主是怎样破产的吧 在1861年改革前夜，（俄国）贵族在这些贷款机构抵押了自己三分之二的农奴，总负债额达4亿2550万卢布，但这些钱大都被浪费掉了。为了废除农奴制，1859—1860年俄国政府取缔了当时的信贷机构。 也就是说，农奴制的废除，在法律层面上结束了贵族地主对于农奴的超经济强制（1864年司法改革则开启了司法独立进程，一定程度让贵族实际操作上无法继续直接使用暴力）免费的劳动力消失了，但是俄国的君主专制依然需要依靠这些贵族的支持，为了拯救破产的贵族，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以及之后的尼古拉二世进行了诸多“违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掠夺性政策，对贵族进行金融上的优惠，以充实贵族地主的产业。 那么具体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说这些地主阻碍了发展？ 首先是低息贷款与贵族的失信问题 1885年4月，国务会议各部联席会议在审议财政部提交的银行筹备方案时，决定给予贵族以下主要优惠：不再收取1%的借款利息作为银行储备金；将贵族地产由私有银行转到贵族土地银行重新抵押，并将贷款额提高为地产二次抵押估值的75%；利率定为4.5%；设立短期单名期票贷款，额度为地产估值的10%；设立土壤改良贷款；土地合作社的负债贵族、将地产出租的贵族均可贷款。 当时，有很多通过抵押地产获得大笔优惠贷款的贵族成为欠缴税款者，他们纷纷要求降低利率、推迟支付贷款和利息，扩大贷款额度——由资产价值的60%提高到75%。 1894 年尼古拉二世在即位诏书中宣布将贵族土地银行的贷款利率由4.5%降到4%，这极大地刺激了贵族会议的胃口，他们一次又一次向政府提出请愿。在1896年2月召开的省首席贵族会议上，与会者齐心协力向政府索求新的优惠和特权，提出“应该让贷款成为不受国家财政状况和货币市场状况影响的长期贷款”，这些资金在任何时候都该为地主服务，都应该是最低的利息。 1897 年5月29日，沙皇签署了降低贵族土地银行负债者应支付金额的法令，但贷款利率降低 0.5%根本不能令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组织者满足。 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工业的血液——金融业的运作中，俄国统治者们对于银行的态度完全是“银行是皇上的，皇上是自家人，银行也就是咱的提款机”这样的态度。即使是从纯粹的平民自由主义者角度来看，贵族在贷款利息和存款利息上面的特权就已经充分的具有歧视性。贷款的优先权意味着贵族地主能够比农业资产阶级、富农等人更快更多地获得银行的援助，并且有着皇室背书，他们借钱去进行“非生产性消费”也就有恃无恐了。在他们看来，银行的天生义务就是“拯救贵族地产”，所以银行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而应该承认银行处在政府的支持和控制下，是贵族的同盟，其宗旨应该是保护贵族等级在地方的世袭财产。 在资本主义竞赛中落败的土地贵族们不遗余力地从国家金融机关中捞取财富，他们债务的来源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各种社交、奢侈生活中浪费的，你就算有了现代金融机关，那些存款，国库拨款也不可能妥善使用： 库尔斯克、梁赞、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图拉、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的贵族会议对贵族土地银行的具体活动提出要求——应该减少半年的应付款，暂时停止向贷款人收款，延长偿还贷款及利息的期限，将欠缴税款合并入基本贷款中，辛比尔斯克省贵族会议甚至提议将还款期限延长100年，这实际是逃避偿还债务。哈尔科夫、萨马拉、波尔塔瓦、奥廖尔省的贵族会议请求将互助土地信贷团体转由贵族土地银行管理。 贵族银行的存在，究其根本，也是为了维护其没落的封建领地而服务的，对于农业生产根本没有意义： 贵族土地银行的低贷款利率减轻了贵族贷款人负担。起初该行年利率为4.5%，比私人银行的 8%—10%低很多，之后在贵族的不断请求下，该行利率几次下降，到1897年更是降至3.5%。贵族土地银行低贷款利率刺激了贵族在该行贷款的需求，私人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很大一部分贷款人都转移到该行。1887—1894 年间贵族土地银行的贷款总额从6880万卢布增加到了3.52亿卢布，而股份制土地银行的贷款总额从2.61亿卢布仅增加到了3.81亿卢布。 其次，贵族土地银行在国家财政支持下为贵族提供了巨额长期贷款。贵族土地银行发放贷款主要靠国家银行协助，到1888年时，贵族土地银行所欠国债达到了750万卢布，到1893年债务额达到820万卢布。由于国家银行的大力支持，贵族土地银行可以给自己的贷款人提供远优厚于其他私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信贷条件。1885-1892年初，贵族从该行获得贷款310.6亿卢布，超过此前 20 年内所有其他股份银行给予贵族的贷款总额——305.9亿卢布，此后为获取贷款而在贵族土地银行抵押的贵族地产仍逐年增多。 另外，贵族地主在抵押自己土地时所获取的资金与地产价值比例也远超于其他人，甚至多次抵押也是常见的事情。这些金融手段放在现在，人们下意识都会认为是违法的，但是在地主眼里，这些不过是正常的现象。 于是乎，俄国的贵族地主就是这样掠夺民众的财富的，国民税收→国库→贵族银行→给贵族贷款→赖账或抵押土地给农民银行，农民银行通过收购地主的土地，然后再贷款给以购买这些土地，而农民银行的资金储备池可以把地主出卖的土地价格抬高，让农民购买，完全是一鱼两吃，多重的盘剥。不过贵族土地银行的优惠贷款条件虽然吸引了许多贵族积极在该行办理抵押贷款，但该行并未促进贵族经济地位的提升，也未能遏制贵族土地减少的趋势。原因是，大多数贷款人不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理利用贷款，而是将贷款继续主要用于非生产性的开支，负债越积越多，最终陷入死循环——被迫继续出售地产。 1895年农民土地银行新章程颁布后，该行成为优秀的土地买卖中介，农民购买土地的困难大大减少，但该行的最大受益者并非农民，而是领地贵族。首先，新章程虽未专门给予贵族任何优惠，但“广泛利用国库资金购买贵族地产”这点帮助贵族清理地产，获得巨额资金。1896-1905 年间，农民土地银行共购买地产90.46万俄亩，总价值为6290万卢布，其中贵族地产为62.6万俄亩土地，占比69.2%。 农民土地银行与贵族土地银行相互协助，帮助不能适应新经济条件的贵族出售土地。1906-1915 年，农民通过农民土地银行共购买了抵押在贵族土地银行的387.66万俄亩贵族领地，占到这一时期贵族土地银行中贵族抵押地产总面积（926.58 万俄亩）的40.8%。 也就是说，俄国的内部资金积累，在这个时期被大量地用于拯救沙皇政府的支柱——土地贵族，这必然引起了已经转型的工商业贵族、新兴平民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的不满：农民银行的贷款年息比贵族土地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要高（19世纪末农民土地银行的年息是7.5%-8%，股份制银行是5%-6.5%，贵族土地银行是4.5%-3.5%）。农民土地银行的土地价格也高于市场平均价格。从 1897-1905 年间，俄国平均每俄亩土地的价格从44卢布上涨到53卢布（增长了22%），农民土地银行每俄亩土地的售价由44卢布上涨为78卢布（增长了 85%）。俄国政府通过农民土地银行提高土地价格的做法是维护贵族利益的重要手段。很多农民对于土地价格成倍上涨感到很痛苦，但由于农民土地银行储备了大量土地，几乎成为向农民出售土地的唯一机构，所以很多农民还是被迫高价购买该行的土地，成为该行贷款人。 和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解放赎身款一样，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贷款奴隶“让新解放的农民身上背负了新的枷锁，当然了，到1907年开始强制解散村社时，他们会更加愤怒的，直到1917年的总爆发，直接行动取代了赎买，不通过货币关系而是暴力获取土地成为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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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用在历史上找答案，现成的例子摆在眼前。 这十几年，万众创业云计算直播带货元宇宙各种热点前仆后继，地方政府弄钱就一个法子：土地财政。 能收租赚钱谁还去做实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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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问的经济问题，回答全是扯政治的…… 一个简单直接的回答：当土地产生超高利润时，会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该阻碍的详解也很简单：由于土地存在超高利润，投资人会倾向于进行土地投资，削减其技术投资和生产投资的能力和意愿，进而减缓生产－消费－投资的再循环链条运行速度。 那有人问，什么叫土地的超高额利润？ 答：当投资土地的收益远大于土地的经济产出时，这就是投资人在追求土地的超高额利润。 那又有人疑惑了：土地的收益还能大于土地的经济产出？ 答：当然能，土地还有政治收益！ 第一种土地的政治收益是古典的：自古以来，领主们的政治实力都与其统辖的军事实力密切关联，而古代军事实力的主要展现形式是其所控制的人口。但是，在古代搞人口统计是件难事，统计其所控制的土地更简单直接。 比如，公爵和骑士都是领主，但显然不太可能会有人把二者相提并论，因为其所控制的土地／人口有巨大差异。 反过来，如果一个骑士控制了一片公国大小的土地，那么他就应该是公爵，即使他现在还不是但他周围的所有人都会将他看成是。 第二种土地的政治收益是近代的：进入近现代后，各国都开始高速集权化，土地提供的军事能力被迅速剥夺。但是，由于贵族爵位、上流社会等概念来自封建社会遗存，更大的土地仍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 比如，19世纪的公爵和伯爵，他们可以比家世，可以比资产，但更直接的比较还是谁名下的土地更多。 反过来，一个19世纪的新兴资本家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通常需要向王室效力，但若他还想求个爵位让自己子孙登堂入室那大肆购买土地是必不可少的。 OK，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地主阶级被称为阻碍生产力发展了吧？ 因为他们把更多的资金投资到了土地而非资本主义生产中！ 到这里肯定还有人要跳出来：你这说的都是西方那一套，东方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噢，东方的事情啊，我不好说。 但我建议你多读24史，尤其是农民／贫民起义的那些部分，有惊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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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需要皓首穷经去翻书，只要观察一下身边，就能恍然大悟。 有个地狱笑话叫做：实业误国、地产兴邦。说的是，开工厂搞实业的，辛苦一年，都没挣到几个钱，反而不如把厂房卖了地皮去炒房，挣得更多。 在这个悲惨的故事里面，就是投资实业，不如投资地产。只要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地产就会阻碍社会进步阻碍技术发展。这不是企业家全体变坏了，对他们的道德指责也无济于事。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是贪得无厌的zbj还是拳拳报国的，都没有区别。 所谓地主阶级阻碍生产力发展，就是同一件事情的另一个侧面而已。就像干实业不如炒房一样，地主投资技术进步，远不如闭眼囤积土地，来钱更多。仅此而已。这并不是指责地主道德败坏，因为zbj道德水平也明显并不甚佳。 zbj投资新技术，因为工业产品的产值，真的可以翻倍、可以爆炸式增长。但是地主则无能为力，他们即使穿越者附身，也不可能让土地产出突然翻倍————挖到石油那就变身了，不是地主了。所以，任何经济学理性，都会强制扭转他们的任何好高骛远的尝试，让他们老老实实的恪守传统智慧：囤积土地。他们既然投资技术进步的意愿偏低，那么阻碍生产力进步，也就不算什么栽赃陷害了。这就是zbzy的正常逻辑，本来我可以赚一百块，你害我只赚了十块，那么剩下九十块就得想办法赔偿我啊。 在工业资本家看来，土地主效率太低了，居然要看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知道什么叫7x24，全年无休吗？工厂的生产线，停一会儿都是巨额损失啊。换句话说，觉得地主没有阻碍生产力的，zbj第一个不同意啊，明明可以996007开工的嘛，你个土地主半夜鸡叫才哪儿到哪儿啊。 试图从典籍里面、资料里面，寻找地主的美好故事，甚至试图发掘他们的受害往事。这无所谓的，因为事情的核心根本就不在那里。他们是故事里面的反派，还是什么皇权受害者，根本不重要。就好像马跑的不如车子更快，根本不需要挖掘一些关于马的故事来论证，风马牛不相及。这就是一个，消灭你与你何干的问题而已。 在此类问题上，有些人是装糊涂就不谈了，另外一些则是真糊涂。他们的问题就是，始终没认识到，经济规律的强制力，不亚于物理法则，因为它就是数学。当你迷惑于某些记录和数理不符的时候，不用怀疑，数学从没错过。而妄想在经济上搞人定胜天的，下场都很惨。想要搬回一阵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动岁月史书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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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逐句反驳 @反思以前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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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不仅比别人耕地多，他还要雇佣别人劳动，还要兼并别人的土地地主阶级早已被历史的车轮彻底碾碎，恰恰证明了他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增加收入有两种方法，提高售价和降低员工工资，无论哪一种都会导致农民生活困难，进而导致生产积极性下降，阻碍生产力发展你这个例子举地跟 一样。地主阶级不会顾10个人耕100亩地，而是雇5个人干10个人的活，毕竟你也承认地主阶级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地主是反对工业化的，比如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南方庄园主和北方资本家的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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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为什么 英国工人在工厂引进更先进的纺织机器的时候会打砸工厂吗？ 不是“地主阶级在抵制生产力发展”， 而是“地主的生产关系在限制生产力的发展” 想想，马克思的“两个绝不会”是怎么说的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并不是“当年打倒地主阶级以后生产力真的上升了么” 而是“当年生产力上升了”所以“打倒了地主的生产关系”，所以地主们都被打倒了 不仅仅是地主被打倒了，佃农阶级也被打倒了 可以接收再教育进行产业升级的人，变成了资本家和工人 而剩下的就被扫进历史了…… 我们虽然说X段论…… 但是，生产关系其实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变化的 电力时代和蒸汽时代的生产关系就是不一样的， 互联网时代和电力时代的生产关系也是不一样的。 ——只不过达不到X段论那样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巨大变化。 而在这种“细微的”、“小的”生产关系变动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那许多的 “某阶级的生产关系”被淘汰、 也可以看到 这些阶级的人被“打倒”。 ——而不仅仅是在革命中才能看到—— 革命已经是 淘汰和打倒“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最后一步了。 在那之前，它已经奠定了自己被淘汰和“打倒”的坚实基础。 —————————— 就像国内，为什么大量的人会投资房地产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投资什么样的“实业”是稳定的可以盈利的 而房地产，以及是其中“最不错”的“收益最高”的项目了…… 国内30、40年的大发展，进行了太快、太多次的“细微的”“小的”生产关系变动了 20年前、10年前管用的经商方式，在现在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 别说富二代接班人，很多富一代本人都适应不了这种变化，而破产、返贫了…… 就更不要提打工人赚钱的行业变动了…… ———————————————————————————— 有的答主说， “我要是地主，我会守着个位数的收益，而不去投资吗？” 很多时候是不会的。因为种地的收益是稳定的，而投资收益是不稳定的 ——而且是地主所不懂的—— 他们当然可以看到有人投资赚钱几倍、几十倍的收益 但是，他们也会看到有人被骗了一大笔钱，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 哪怕到了今天，在进行投资理财的时候。 也会有人告诉你“不要进行自己不懂的投资，不要买自己不懂的行业的股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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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中的地主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地主是两码事。甚至可以说，地主的实质如何本身就是区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标志。望文生义，却混淆两种完全不同类型地主的实质，也成了题主和之前几乎所有答案的问题。 各位不妨先想象这么一个问题，假设你是一个地主，你所在的国家刚刚经历了一拨严重的黑死病浪潮，导致全国范围内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作为地主，你准备如何维持在耕种土地的“人手”。 选项一：开更高的工资，更低的地租、更优惠的分成比例或者其他类似的激励； 选项二：推动法律规定所有的农民只能在其出生的土地上耕作，不能去其他地主的土地上耕作。 在选项一中，地主和工厂主并没有区别，都是通过经济激励在劳动力市场上吸引劳动力，无非地主吸引来的劳动力是种地，而工厂主吸引来的劳动力是打螺丝。而在选项二中，地主则是通过超越于经济激励和劳动力市场的手段，把劳动力强制性地束缚在特定的土地上。而站在劳动者的视角看，在选项一中劳动者至少可以选择在这个或者那个地主或者工厂主手下工作，而在选项二中，劳动者的选择权则被制度性地彻底剥夺了。 说到这里，其实就挺明白了，选项一中的地主更接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中的地主，而选项二中的地主则更接近封建制度中的地主。前者通过市场和劳动者建立经济关系；而后者则可以通过超市场的手段束缚劳动者，劳动者被制度性地束缚在某个地主或者某片土地上，也就是所谓的人身依附关系。 上面这两个选项不是我随便瞎编的，而是根据欧洲历史瞎编的。英国的地主在经历了黑死病浪潮后被迫提高了劳动力价格，也使得英国的农民“更自由”。这些都为资本取代人力，走向资本主义埋下了伏笔。而东欧的地主同样经历了黑死病，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手段，使得农民跌落回农奴的状态。 当然，以上的总结是高度简化和漫画式的，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所谓“地主阶级限制生产力”的根源非常悖谬的，并不在于地主拥有土地，而在于地主在真实的历史上还同时拥有的、形形色色的超越于土地之外的权力，比如免税的权力、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权力、拥有私人武装的权力、制定领地内法律的权力、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的权力等等。为什么各国的地主或者封建领主拥有这些权力，有其各自的历史原因和发展脉络，而一个国家把这些权力从地主身上剥离，或者把这些权力平等地赋予国家的每一个人，使得地主真的只是一块土地的所有者的过程，则是这个国家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过程。 以上说的是欧洲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则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古代的地主也拥有大量特权，但和欧洲的封建领主相比，却差太多。以后见之明看，欧洲的情况是封建领主的特权过于强大，同时压制了国家和农民，也就压制了国家机器、市场或者题主所问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国家机器，以至于地主的特权部分来自于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和地主的联盟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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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见过地主，可以看一下房东。 一二线土著，拿着土改分来的地，建起了握手楼收租，当起了新地主。一个十几平米单间，或者二十几平米的一房一厅，地段好的，月租两千起步，还没算各种管理费水电费。 水电收费也要加价，一度电收费一块多，近期听说有的地方降低电费了，降到一度7毛，但是又听说涨了管理费。 然后新地主拿着这些收来的劳动剩余，去买房，去吃喝玩乐，吃香喝辣，去四处旅游，去买奢侈品首饰，去喝早茶，去送子女留学，去国外置业。 新地主对于生产力发展有任何进步吗？只会让打工人的消费减少。 而旧地主的恶，比新地主还要多几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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